论我国轻罪刑事政策——以我国轻罪制度为分析路径

轻罪制度是指刑事法上关于轻罪规定的设置及其运行的状况,它体现在一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罚执行活动中。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规定存在结构性缺陷和体系化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轻罪重拘押、重起诉、重处罚,存在重法定从宽情节的适用、忽略酌定从宽情节适用的明显不足;我国刑罚执行活动中对轻罪存在重惩治轻矫正、重监禁轻开放的明显不足。我们要在轻罪刑事政策价值目标指引下,正确面对我国轻罪制度的主要问题,围绕我国轻罪制度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执行三个方面着力推进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对涉及刑罚执行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蕴涵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行刑社会化以及刑罚个别化的立法精神。对刑罚执行内容的重度调整,必将给刑罚执行工作带来深刻影响,使我国的刑罚执行面临诸如非监禁刑的具体执行、监狱压力增大、新型罪犯的改造质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     

论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制度

刑事司法活动中,刑罚执行作为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后续司法活动,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刑罚执行监督在法律监督体系中也面临同样的尴尬。理论储备的不足和刑事司法的行政化,使刑罚执行监督制度明显不能适应现代刑事司法体制的需要。一个完善、合理、可操作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是保障刑事裁判得以完整、科学、公正、规范执行的关键,也是维护罪犯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司法途径。     

论新《规定》对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影响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完善了刑罚执行变更的法律制度,统一了全国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判尺度和执法标准,但也存在修改变动太快、精细化不够及协调不到位的问题,对刑罚执行有一定影响。需要监狱机关主动适应刑罚执行形势变化,把握刑事司法政策发展趋势,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索研究刑罚执行工作新对策,进一步加强管理,推动刑罚执行工作创新发展。     

论社区警务与非监禁刑罚的执行

非监禁刑是不在监禁场所执行的刑罚,是刑事司法活动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公安机关是国家重要的刑事力量,在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中承担着重要任务,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发挥社区警务的作用,推动非监禁刑罚的有效执行,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论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总结.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这一刑事政策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刑法》第1条开宗明义,将它作为刑法制定的政策根据,并贯彻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中,刑法中诸如累犯,自首、减刑、缓刑、假释等一系列刑罚制度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从立法方式看,这些刑罚制度都有各自的概念,构成条件和法律后果,内容较完备,易于执行。惟独立功并未作为独立的刑罚制度加以规定,这不能不说是《刑法》的一大缺陷。     

从刑罚执行到刑事执行——谈对社区矫正性质的认识

社区矫正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执行制度。刑事执行不等于刑罚执行,刑事执行大于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性质从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到非监禁刑事执行制度,对提高矫正质量、有效预防重新犯罪、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深远的影响。《社区矫正法》出台,充分体现了立法站位高、境界深,其规定的内容从理念、方针和原则到具体的机构设置、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内容、权责利划分以及法律责任,与以往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要求与做法相比,都是新的升华。     

我国刑罚执行实践与所面临的问题论纲

刑事执行一体化主张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建构单一的行刑主体来负责刑罚的执行,它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优越性,是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刑罚的执行是实现惩罚和教育改造罪犯目的的关键环节,这个阶段的良好运行迫切需要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设置。非刑罚化主张通过刑罚之外的刑事制裁措施来替代刑罚的执行,具有轻刑化的合理因素。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今我国的刑事政策。监狱的宗旨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的根本任务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才能更有效地改造罪犯。     

论在行刑中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精神——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刑事政策,监狱作为刑罚执行的主要机关,必须将这一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化。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宽严相济政策,有助于监狱工作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加快监狱体制改革步伐,在刑罚执行、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生活卫生和社区矫正等行刑活动中充分履行职能,科学认识罪犯,文明公正执法,实现行刑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和最优化,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扫黑除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黑恶势力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个人、法人的利益,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扫黑除恶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于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要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判处刑罚,严格刑罚执行,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应当考虑依法从宽,做到区别对待,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建立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是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的程序设置。建立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使得受到刑罚的服刑犯人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刑罚惩罚,得到公正的执行,这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内容。针对刑罚执行对象与刑罚执行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行回避,是对服刑犯人进行彻底改造的重要保证,是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     

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的刑罚效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刑罚执行制度则是监狱工作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善与创新监狱刑罚执行制度,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     

减刑、假释提请权的归属问题研究

减假、假释是刑事执行过程中刑罚内容变更的重要形式.从程序上讲,减刑、假释是通过审判来变更原判决或者裁定的内容,目前采取由执行机关提请的方式,尽管诉讼效率较高,但没有体现诉讼中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刑罚变更也是一种诉讼活动,变更请求权是一种诉权,应当由承担公诉职能的人民检察院来行使;人民检察院的刑罚执行监督权只有与程序性权力相结合,才能更具监督的实效性.     

职务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意义

虽然刑事政策概念在逻辑上包括刑罚,但是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论蕴涵和价值趋向却是在排斥并超越刑罚.所以说,与惩罚相对立的"预防"是刑事政策的核心.惩罚是不得已的下策,预防是积极主动的上策.现代刑事惩罚政策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惩罚已经不再是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应当以刑事政策为根据,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是一种标志,开辟了我国刑事政策的新篇章.     

行刑社会化:合理定位及实现路径

我国传统的监狱行刑模式亟待改革,采用以社区刑罚为主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为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行刑社会化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犯罪和刑罚科学化认识的必然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价值理念。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进路,行刑社会化的实现不仅需要革新行刑理念,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更需要鼓励社会参与罪犯矫治,优化社区行刑机制,拓展刑事执行的社会化空间。     

论疑罪刑事政策

疑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严重困扰着司法机关及时办案,也关涉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案件的公正处理。我们对疑罪要坚持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忠实于事实真相的慎处、酌处的指导思想,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公正与效益并重的价值目标,实行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正确区分和把握疑罪刑事政策与相关刑事政策的关系,进一步延伸疑罪刑事政策新领域,并且将疑罪刑事政策的具体要求贯彻到立法、司法、刑罚执行活动中,实现对疑罪的科学处置。     

论公安机关刑事执行权的内容

公安机关的刑事执行权是警察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不仅应当包括对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部分刑罚种类的执行,还应当包括对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假释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在目的刑影响下产生，以实现受刑人再社会化为目标的刑罚执行制度，假释被许多国家所青睐。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贯彻和刑罚个别化观念的深入与执行，假释更是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界关注的问题。这样就需要对假释的理论根基、假释前实际执行刑期、假释后的监管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更进一步提升假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