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六) 对商业贿赂犯罪之改进问题研究

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正。其中,两条重要的修正就是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修改,主要内容是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和对象作了扩大的修改。这样的修正是治理商业贿赂犯罪、弥补刑事法网不足和认真履行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两个新修正的罪刑条款涉及的罪名应重新调整为“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司法适用认定中应注意两个新罪均属特殊犯罪主体;两个新罪的犯罪成立之数额较大都应以2万元以上作为定罪起刑标准。但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正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废除两个新罪的主观罪状中有关“谋利”的规定;二是增加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三是扩展商业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四是添补商业贿赂犯罪基本犯的罚金刑的规定。     

轻罪刑事政策视域下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司法适用

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具有指导作用。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适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为了实践轻罪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和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需要对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进行完善,完善的重点应当包括：第一,取消刑事立案程序而代之以立案登记制度;第二,构建我国侦查阶段的轻罪处分制度;第三,对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一般不羁押原则＂;第四,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强制措施。     

轻罪治理视域下免刑制度在刑事审判中的科学运用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1]。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历经多次修正,危险驾驶罪、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大量轻罪(轻微犯罪)得以增设,轻罪犯罪圈不断扩大,轻罪案件大幅增加,大量轻微刑事案件随之进入刑事司法系统。这使得我国刑事案件的结构呈现出轻微犯罪案件占比增加、重罪案件占比减少且刑事案件总量不断攀升的新趋势。刑事案件呈现出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及其新趋势,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将逐渐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罚     

非犯罪化思潮与我国刑事政策路径选择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论新刑法修正案的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基本涵义是指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75岁以上老人免死、增加了醉酒驾驶新罪名等,其总体结构和具体法条均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法治现代化语境下的轻罪治理

轻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在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在法治现代化语境下，轻罪治理面临着概念界定不清晰、立法正当性不充分、配套措施不完善等质疑和困境。为此，应在区分纯正的轻罪与不纯正的轻罪的基础上澄清轻罪立法的正当性、探讨同一罪名内部轻重划分的标准，在刑事司法的不同阶段为轻罪提供配套措施。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适度性原则研究

犯罪适度化的内涵由犯罪圈的广度、超前度、刑罚的厉度等组成。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面临着巨大的犯罪化压力,如何避免"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的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成为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从而使其恰当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一问题使得犯罪适度化成为风险刑法兴盛状态下必须重视的话题。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大学生犯罪处遇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大学生犯罪司法处遇中适用的依据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下大学生犯罪的司法处遇措施主要包括非犯罪化措施、非刑罚化措施和非监禁化措施三个方面。     

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的合理性论证

当前中国刑事立法处于不断犯罪化的过程中。总体来看,犯罪化的趋势符合社会转型中新增社会问题对刑法治理的需要;符合中国刑法当前规范确证的价值选择,也有利于犯罪防控;符合扩大司法权规制范围,以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目标;符合公众对刑法的认同,以更好地接近刑法谦抑要求的"妥当的处罚"。但必须注意到,尽管犯罪化的整体趋势值得肯定,在当前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仍然值得商榷。探讨更合理的方式方法,才能让犯罪化趋势发挥最大的作用。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分别从严密法网和严厉处罚两方面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刑事执法过程中,由于难以操作、缺乏协调等原因,大大降低了食品安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应坚持贯彻"宽严相济,以严为主"的刑事政策,并适当地引入严格刑事责任理念。     

惩罚、隐恕与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

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与私法领域的被遗忘权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隐私或信息权利的保护并非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刑事制裁的边界与隐恕的伦理要求催生了刑事司法程序中被追诉人对被遗忘权的渴望。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构造应当是阶层化的,犯罪记录不被法庭使用、犯罪记录封存或者消灭、删除与犯罪相关的信息是刑事被遗忘权在不同层面的展开。基于国内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我国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应当从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轻罪案件领域展开,以回应被遗忘权在刑罚与伦理层面的价值需求。     

检察机关轻罪诉源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以沈阳市检察机关检察实践为样本

与国家刑事立法进程相适应,轻罪诉源治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和理论基础。就检察机关而言,轻罪诉源治理的探索逐渐向更高、更深层次迈进。司法实践中,在依法、合理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创新探索的一系列机制确保了轻罪治理的质量和效果。但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要求而言,尚需从理论上寻求支撑,从实践中摸索经验,使轻罪诉源治理现代化成为最广泛的司法共识,进而提升检察工作现代化水平。     

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我国环境犯罪突出表现在：污染水体、大气犯罪增多；盗伐滥伐森林犯罪猖獗；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屡禁不止；毁坏耕地案件增加；破坏性采矿犯罪高发。加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途径有：完善现行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应在刑法中设专章，增设新罪种。环境犯罪中，单位犯罪现象突出，应加强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刑事司法效能和改进刑事司法程序,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宽严相济应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刑法必须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完善。实现严格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对累犯实行加重处罚;加强对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的控制;提高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实现宽松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进一步限制死刑,应将经济犯罪死刑的规定减少到最低限度;扩大罚金刑与缓刑的适用;调整与完善刑事责任结构,实现刑事制裁的多元化和复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