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评价层级差异与差序政府信任--基于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尝试以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评价差异解释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和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民众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绩效、动机以及腐败程度等问题进行评价时显著青睐于中央政府,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导致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从而产生了差序政府信任。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 ——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府网站的普及应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迄今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则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流动人口政府信任的实证检验研究——基于全国七城市的调查分析

流动人口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根据全国七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的调查数据,利用SLM模型对流动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进行比较分析,并从规制认知论、绩效判断论和责任回应论三种理论视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政府信任的因素及其在各级政府上的异同。数据分析的主要结果是:流动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城市政府的信任次之,对老家政府的信任程度最低;在具体的影响因素上,三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深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政府信任不仅受法律认知、民生评价和实际获助这三个外在环境影响,亦受其新生代年龄、党员身份等个人背景的内在力量作用。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基于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对各级政府信任的各种因素,培育与促进流动人口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感。     

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

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从潜在类别分析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四类:政治普遍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采取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影响政治信任结构的两种解释路径:理性选择路径与政治文化路径,最终可发现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因素显著地影响不同政治信任态度的形成.     

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在中外学术界广受关注。关注公民的态度、情感等心理倾向,对于理解公民在既定制度与政策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尤为重要。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和序列变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中国公民投票和政治参与行为的诸多心理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并验证政治效能感、信任、权威人格等政治心理因素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投票和其它政治参与行为中的作用差异,以期探索和发现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对城市居民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综合分析——基于CGSS2003和CGSS2010数据

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可以通过对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2003年到2010年,城市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非正向评价增多,正向评价减少;与中央政府的评价相比,地方政府的非正向评价比例增长幅度更大。收入低的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收入高的城市居民,但是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分上,低收入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低于高收入城市居民。性别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评分有显著差别,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男女没有显著差别。教育、年龄和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等变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影响具有一致性。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需切实提升环境治理水平,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开展环境保护宣传,以提升公众环境关心水平,同时要打破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增长机器联盟,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评体系。     

影响政府信任的民主因素——基于多项新近跨国研究的分析

《2013年艾德曼全球信任度报告》等多项新近跨国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高政府信任的必要条件,应引入"政府质量"等概念解释政府信任问题;民主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普及,民主观念对中国政府信任的影响日益增大。政府信任状况缘自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反复互动,无论今天还是明天,政府信任均为至关重要却极其脆弱的资产。全球时代,政府需要更负责任地行使治权,缓解信任危机仍然要靠更加民主的治理。     

中国大学生职业获得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地区三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三所高校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大学生求职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在求职途径中社会资本充裕的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使用直接关系求职;就求职结果而言.人力资本相对于社会资本对求职结果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职业获得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两者对不同职业获得作用的差异性.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ynamic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It is well understood that trust in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esident, Congress, and the economy. Despite improve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however, trust has never returned to the levels witness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Social capital may be the force that has kept trust low. If so, we need to assess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both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social capital at the macro level. Using macrolevel data, the analysis, here, is designed to capture the variation over time in both social capital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let them compete to explain the macro variation in trust.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both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social capital matter, but that social capital appears to be the force which accounts for the decline in trust over the last 40 years.     

地方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116个县级行政区域的调查

信任危机是最深刻的危机,如何提升政府信用水平,重塑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和学术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对信用与信任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并对政府信用内涵进行清晰界定之后,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文章提出了公务员素质、政府能力、制度环境及信用文化对地方政府信用影响的四个假设,进而构建了地方政府信用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在对我国116个县级行政区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首次定量考察了公务员素质、政府能力、制度环境及信用文化四个变量对作为公共主体的地方政府的信用水平的影响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信用的影响最强,影响路径最为复杂。信用文化、政府能力、公务员素质对政府信用的影响依次减弱,且公务员素质只能通过政府能力间接影响政府信用。因此,在信用政府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优化地方制度环境并加强信用文化建设,同时也要积极提高政府能力和公务员队伍素质。     

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途径与策略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进程,电子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电子治理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在变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为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笔者在回顾和梳理电子治理和政府信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三种途径,即提高政府透明、改进服务效率和促进参与互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电子治理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核心,完善电子化信息公开,优化一站式在线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参与。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之所以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能够挺得住，并且还能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予以必要的帮助，主要原因并不在千政府强大的市场干预能力，而是在于其逐渐趋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精要所在。我们坚信，从中长期的视野来看；各国一定会找到一种更加有利于发挥并规范市场力量的规则与体制。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策略上应该着眼于强化规范自由市场力量而不是强化政府干预上，具体而言就是要继续完善与市场或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与措施；进一步地改进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领域的方式、方法与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共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新规则、新体制的架构。     

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TAM和TPB整合模型的经验研究

公务员是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主体,如何激发公务员的推动意愿是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基于305名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对推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强,感知易用性负向显著影响推动意愿;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未来,激励公务员积极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来强化公务员的主观规范认知,进而提高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自发性意愿;通过风险防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提高公务员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积极意愿;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主观认同感和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动性意愿和能力。     

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无序蔓延:表征、隐患及政府应对策略

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中无序蔓延的表现特征主要有：加速度、低密度蔓延;拼贴式、破碎性蔓延;蛙跳式、跃迁性蔓延;非配套、非同步性蔓延;功利化、矛盾伴生性蔓延等。其带来的潜在隐患主要包括：对我国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生态安全以及城市健康运行造成的隐患。应对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中无序蔓延的政府策略主要有：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引导方向的转变;政府规划编制的转型;政府推进城市拓展模式的转型;政府郊区建设、管理与保护的转变等。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Political Trust and Compliant Social Behaviour: The Politics of Covid-19 in Britain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the lockdowns and social distancing necessary to control coronavirus pandemics will only work i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rusts its government, believes the information it provides, and has confidence in its policie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record in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its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and compares this with the public’s use of the mainstream news media. It then considers how these two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ffected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public compliance with social distancing and lockdown rules. Lastly, it compares Covid-19 with Brexit and draws conclusions about how beliefs and behaviour are formed when individuals are personally faced with a serious th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