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加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最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数字劳动”普及为基本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重大趋势的思考和认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关键性概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两个核心概念的系统辨析,以平台厂商、平台用户、平台广告商三方构成的“平台资本主义”系统为例,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和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形式作出了探讨,并结论指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非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因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更隐蔽的剥削形式而进一步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警惕数字劳动新陷阱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的新型劳动形态,已成为与传统劳动共在的劳动范式,并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在资本逻辑规制下,数字技术被资本逻辑钳制异化为资本逐利工具,资本借由数字化之手继续行剥削之实。数字劳动极易成为奴役、压迫和剥削人的异化劳动形式,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所挖设的自由、自控、自主陷阱。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完善公正有序的制度保障,坚守智慧共享的价值追求,实现人们自觉自愿劳动和全人类解放二者的关联互促,在实现劳动异化消解和人类本质意义复归中探寻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之道。     

“玩工”与“玩乐劳动”：数字资本主义的游戏形式、同意制造与价值剥削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数字/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模式,其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性与侵略性,以价值剥削为目的,通过对劳动者的压迫与控制实现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积累。同时数字资本主义以一种全新的运作机制介入社会生活,以“玩耍”“游戏”的形态装扮剥削内核,以玩乐的消费性遮蔽其内在的生产性,从而将互联网用户变为自主自觉的“玩工”,自愿从事数字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数字资本主义的游戏生产形式、同意制造代替强制生产、对价值剥削内核的继承标志着劳动的数字化转型,一种新的工人阶层和劳动形式——“玩工”与“玩乐劳动”成为数字/信息时代的标志。     

数字劳动异化——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通过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为剖析社会生产奠定了基础。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形式,虽然没有消除异化问题,但不可否认,它的出现为异化理论带来了新变化。通过对劳资关系的重构,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人的主体性的复归。但是这些新变化究竟是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突破还是加固,还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影响

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的劳动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农民工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适用范围;二是强化用人单位缔约责任,杜绝农民工事实劳动关系,降低农民工短期、临时合同的签订率,倡导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加大对农民工试用期的保护力度,明确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惩罚力度,并从细则上加大了对农民工的保护,从而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三是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劳务派遣做出了明确规范。但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对劳务合同或者雇佣合同的调整,二是用人单位法律责任的完善。     

尊重劳动必须客观认识劳动的新变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尊重劳动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新变化,扩展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对科技工作、经营管理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形式进行研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只有在客观认识劳动的基础上,尊重各种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数字劳动的特征分析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数字劳动这一蓬勃发展的新型劳动形态,广泛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数字劳动的特征分析是全面深入研究数字劳动的必要基础和关键前提。相较于传统劳动,数字劳动呈现出生产资料数字化、劳动产品非物质性、劳动空间网络化、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模糊化、劳动关系灵活性和不稳定化等鲜明特征。数字劳动的诸多显著变化,拓展着劳动的内涵与外延,重构着劳动正义原则,带来了一系列亟待回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深入分析。     

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及其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它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向。数据和以数据为核心的平台冲击着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地位,改变着当代劳动的具体形态,生发成新的剥削和积累机制,维持着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引发传统认识论的式微,用相关性凌驾因果性,以中介性取代直接性,将所指僭越能指,继而把世界构造为虚拟的数字世界。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造成数字的异化,催生出数据原教旨主义以及数字拜物教,加剧了数字鸿沟,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它通过监视、控制等手段,加深对人们的意识形态统治。走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围城任重道远,这需要我们辩证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延续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精神,加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和科学指引。     

数字劳动、数字权力与数字权利：赛博无产阶级的生命政治学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与剥削的概念不仅仍存在且更复杂。数字劳动催生了赛博无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不仅指谓从事数字生产的用户,还包括数字生态链中的劳动者——开采生产数字设备的矿物质的工人、组装数字设备的流水线工人、研发数字软件的“码农”等。而用户是赛博无产阶级最具典范性、表征性、普遍性的存在。数字生产体系的持续性与稳固性,依赖数字权力的生命政治学管控。数字权力在今天以无形的“电子鞭子”作为新的惩戒机制、以人口“注意力”要素的提取作为新的调节机制,使赛博无产阶级在新的经济胁迫面前表现出新的服从。赛博无产阶级是数字平台这股新生力量的真正主体,对数字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数字形态的“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引领,是赛博无产阶级面对数字文明的新历史使命。这不仅关乎赛博无产阶级真正的未来,更关乎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珍惜的变数

美国的天堂动物园里，新来了一个喂河马的饲养员。老饲养员给他上的第一堂课，让他有点接受不了。听起来也确实有点离奇，老饲养员告诉他，不要喂河马过多的食物。不要怕它饿着，以免它长不大。新来的饲养员听了这话，十分纳闷。心想，世上怎么会有这种道理，为了让动物长大，而不要喂过多的食物。他没有听老饲养员的话，拼命地喂他的那只河马。在他喂养的河马前，到处都是食物。人们无不感到他的仁慈和善意。     

上网也是劳动吗？——数字劳动泛化批判

现今,数字劳动存在诸多的争议焦点,核心争议在于：上网也是劳动吗？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对数字劳动进行了泛化解读,强调互联网用户的上网活动也是一种数字劳动。然而,上网不是劳动,不能把数字劳动过度泛化,数字劳动泛化将可能造成数字劳动理论研究的混乱之态,影响经济实践的高质量发展,导致经济统计的偏差现象。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针对数字劳动泛化争议进行批判,明确数字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显明互联网用户的上网活动只是生成数据原材料的数字活动,并非真正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仅是数字劳动者借助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对互联网用户生成的数据进行复杂化加工的活动。     

环境变数中介对企业创业精神及经营绩效影响

企业创业精神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它通过创新、事前因应与风险承担三个方面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企业创业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会受外在因素所影响,环境变数影响着企业创业精神与经营绩效:环境变数中介可增强企业创业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间的效果。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从分工到异化：数字劳动分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

在数字劳动分工中,数字劳动的总体性效用被分割成各种节点,数字劳动分工后的总体性是数字劳动者被分配为数字子劳动的聚合性。这种聚合所形塑的总体性算力,并非数字个体劳动的直接数字技能,而变成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的数字社会进化力量。数字平台把之前分散的数据重组成具有整体性的体系,原本属于数字主体的数字劳动目的和“点击性”生成数据的数字子劳动,转变成数字平台中的数据流,进而变成数字技术合目的性的算法机制。因此,数字资本生产进程中数字劳动分工的连接关系最终异化成数字资本的操控力量。     

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信息编码方式的颠覆性改变为标志,经济社会经历了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的探讨。实质上,从单一空间维度去分析“玩劳动”难以真正厘清其物质属性和生产质性。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玩劳动”不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同时还具有空间二重性。即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数字空间二元空间视角下,“玩劳动”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表现为休闲、娱乐等活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进行着生产劳动。这种空间二重性的产生是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数字化重构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榨取和占有“玩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剥削、劳动控制和社会两极分化。     

当“文艺青年”成为“数字劳工”：对网络作家异化劳动的反思

网络文学已成为我国文娱产业的源头和核心动力,而网络作家的异化劳动长期被忽略。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业内对于数字劳动的讨论和相关成果,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网络文学行业的发展实际和网络作家从"文艺青年"到"数字劳工"身份的转变,考察探讨在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消费需求、资本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网络作家在劳动动因、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生产关系中异化的具体表现。归纳指出,网络作家数字劳动异化是主体地位逐渐弱化的过程,也是在生产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下不断从属于雇佣劳动关系的过程,更是在技术升级换代的作用下主体地位慢慢被蚕食分化的过程。     

新业态下数智化劳动:平台规训、风险生成与政策因应

新业态下数智化劳动过程较之经典劳动过程呈现全新的特征:数智化的全景监控与平台规训、资本驱动下的超级流动与加速主义、消费者与从业者的冲突隐匿了劳资矛盾、原子化个体博弈空间被数智化技术压缩.这些全新的特征决定了新业态在发挥"稳就业、促就业"功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给社会造成结构性风险.这些结构性风险是多维度的,既包含了对劳动...     

“中国步调”的人口变数

4月28日、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号、二号公报。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国情,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