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制立宪主义——传统的发明、断裂与延续

明治维新过程中,天皇亲政与公议成为新的政治原则,二者集约在明治宪法之中,立宪主义、万世一系政治神学与君民一体政治理想相辅相成,天皇制被"再发明",可称天皇制立宪主义,天皇在集大权于一身的同时,其亲政的主动性也受到限制。如大正期所示,天皇个人意志可能"被无视",天皇制与民众政治亦有深度融合之可能。经过摄政期政治练习的昭和天皇,在有着充分权威自觉的同时,又对宪法表示尊重,但随着政党政治的结束与战争开始,日本走向大政翼赞体制。二战后,日本确立国民主权与象征天皇制,天皇与国民情感间依然有很强连带感。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近代日本宪法学中的国体论流变

近代日本的国体论包括神国思想、尊皇思想和伦理道德,与宪法解释密切相关。在明治、大正、昭和3个时期的主流宪法解释中,国体论发生流变,从纯粹法理上的天皇主权到日本独有的皇室尊严、忠君爱国等国民性,政治神学与伦理道德持续侵入世俗性权力体系,天皇拥有与日本民族永久同在、无可变更的统治权,而国民主体性则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消解掉了。国体论在与宪法解释的互动变化中,最终也成为了法西斯统治的关键道具。     

日本天皇慰灵外交范式探析

在战后宪法体制下,日本天皇以象征身份依照国会决议处理一系列国家事务,其中以"国际亲善"为名的外交活动是其诸多国家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慰灵外交则是在日本天皇诸多外交活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这种外交范式不仅与日本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更体现着日本对外战略走向及国内政治生态风向。探讨天皇的慰灵外交范式的历史源流、目的、对象国选择以及和右翼势力关系等问题,可为进一步理解象征天皇制、日本对侵略战争态度及对外战略意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析明仁天皇意欲“生前退位”的原因

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的意向,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震动。明仁成长于战争年代,是战后和平宪法下即位的第一位天皇。明仁天皇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维护和平宪法,履行象征职能,发挥了日本天皇和皇室的特殊作用。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主要是由于高龄化导致的健康原因等。虽然"生前退位"在法律和程序上都非常复杂,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明仁天皇希望可以借此建立更为符合现代的象征天皇制,保持皇室的稳定。     

近代日本宫中势力的国体论与立宪中的君权定位——以岩仓具视为中心考察

近代日本立宪过程中围绕立宪原则有种种争议,关涉宪法性质的君权定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这些争议中,国体问题屡被提及。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宫中势力的国体论及相关政治行动直接影响了立宪原则的选择。他们的国体论的核心是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强调君权神授,称此国体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们极其警戒自由民权运动主张的西方契约宪法说及基于天赋人权学说的各种过激民权论,主张天皇拥有主权并总揽统治权不可因立宪变更。受此影响,《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过程中,一直存在如何将主权在君的国体与以限制君权为目的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立宪政体结合起来的问题,最终导致宪法中对君权规定的暧昧性,这也成为后来历次国体论争的源头。     

日本的皇位继承制度与《皇室典范》

《皇室典范》是基于宪法制定的天皇皇位继承等有关皇室事务的法律。明治时代出于建立天皇专制主义政权的需要,于1889年颁布的《皇室典范》结束了皇位继承混乱无序的历史,作为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最高法规,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新宪法制定的新《皇室典范》,天皇的地位和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但在皇位继承制度方面依然沿袭了明治《皇室典范》的基本原则。这一战后改革不彻底的后果,束缚了皇室的发展,也是当今日本皇室出现继承危机的根源。     

论明治宪法体制的形成背景

1889年,日本政府以天皇亲授的形式发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开始的资本主义文化进程树起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自那时起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时为止,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剧烈的动荡。其间既出现过官僚政治横行,行政机构高居于立法机构之上的所谓超然内阁时期,也出现过政党势力迅猛发展,直至影响组阁的所谓政党政治时期,还出现过把官僚、政党统统打入另册,而由军方统治的法西斯专政时期。值得深思的是,尽管统治形式出现如此大起大落的变化,但是构成明治国家政治体制基石的明治宪法却始终没有作过任何更动。或者说,在同一个宪法体制的框架内,竞能够容纳下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趋向,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明治宪法体制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它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的宗旨不是专项的,而是兼容的。明治宪法体制的这一特点,是同其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一环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在战前,天皇从未踏出国门参与外交活动。然而,在1975年昭和天皇访美之后,"天皇外交"成为了日本战后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带动了政、官、财、民的全方位对外交流,逐渐形成有规律性的"范式",在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天皇外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予以警惕的。     

文本与解释：明治宪法研究刍议

就文本解释来说，文本自身、文本的效果及影响等共同构成解释者的认识对象，解释者难以完全知晓文本的原意。宪法文本同样如此，尤其如明治宪法条文简单，解释时有必要借助条文外因素。明治维新后，一君万民成为日本施政的思想认知基础(根本性政治基础),天皇亲政与“公议”原则被导入明治宪法并逐渐制度化。明治宪法采取天皇主权下的职能性分权，议会参与立法却非立法权主体，预算的非法律性也限制了议会的预算权，但宪法第六十七条为政府与议会的妥协提供了可能。在宪法运行中，元老、内阁统一，统帅权独立等政治惯例补足了宪法条文与实际政治间的乖离，促使宪法解释和政治实态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明治宪法，不能囿于文本，还应考察其产生的语境、政治家行动、法律法规、宪法解释及社会舆论等要素。     

日本战后日语教育国际化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世界上学习日语的人数不断增多。在日语教育国际化的推广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建立完善体制、设立推广机构、制定发展战略等举措,推动了日语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日语教育国际化不仅传播了语言本身,对促进海外了解日本、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国家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的有贺长雄理论探析

有贺长雄是明治时代第一批宪法学者,他率先撰文质疑权威学者穗积八束的绝对主义君权说理论,两人关于明治宪法阐释的一场笔战被视为"天皇机关说"首次论争。为此,有贺长雄作为早期理论贡献者本应具备资格纳入"天皇机关说"学派,但通过深入考察两人的观点分歧和制宪主张,却发现其理论还是更接近"天皇主权说"学派。而且,有贺长雄在华担任所谓宪法顾问期间,不仅在中国受到民权派的指责,还被日本学界"天皇机关说"代表学者副岛义一撰文批驳,由此表明其理论与"天皇机关说"学派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又难以归入"天皇主权说"理论阵营,因此,在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其理论堪称别树一帜。     

战时日本财税统制体制演进中的政府角色考察

财税统制体制是日本侵华及太平洋战争期间,与对外侵略战争相适应而长期维持的一种特殊财税体制。"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日本政府存在内阁和军部二元主体结构,但其财税体制主要遵循古典均衡财政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的高桥财政开始,内阁在政府中主体性角色遭到削弱,形成了以军部为主的强政府干预结构,进而确立了财税统制体制。上述体制演进对战后日本的财税体制及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了路径依赖性影响。     

对欧盟制宪能力的反思

本文从欧盟及其条约的性质以及宪法的概念出发 ,从与国家挂钩的宪法概念以及与国家脱钩的宪法概念这两个视角探讨了欧盟是否具备制宪能力 ,指出欧盟制宪已经跳出了传统宪法概念 ,其目的是利用宪法之名来或多或少地解决欧盟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冷战后日本改宪政治的动向与影响

改宪是冷战后日本政治演变历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执政的自民党在建党50周年之际提出改宪草案,表明其执政路线已经彻底由经济中心主义转为政治中心主义。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也以积极的竞争姿态提出宪法建言。在保守势力的共同推动下,日本国会在实质性改宪进程中迈出了新步伐。上述种种改宪政治动向,对日本国民的宪法意识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走向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日本能否实现改宪目标的前景预期仍充满变数。     

冷战后日本改宪政治的动向与影响

改宪是冷战后日本政治演变历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执政的自民党在建党50周年之际提出改宪草案,表明其执政路线已经彻底由"经济中心主义"转为"政治中心主义".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也以积极的竞争姿态提出"宪法建言".在保守势力的共同推动下,日本国会在"实质性"改宪进程中迈出了新步伐.上述种种改宪政治动向,对日本国民的宪法意识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走向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日本能否实现改宪目标的前景预期仍充满变数.     

论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主视觉——“来栖·吉田公司”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在二战前长期活跃在日本外交第一线,二战后,又在日本战败改组和重建时期,五次组阁并三度兼任外相,成为战后日本复兴与发展的奠基人。吉田茂的执政时期,正是本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日本面临经济复兴与国家重建与独立的两大课题。战后初期,日本被盟军占领,旋即即又被冷战风云抛卷至国际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日本重建事业更加举步维艰。本文试图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同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相结合,考察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形成、实践及其影响。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及其启示

在关于20世纪80年代福利危机的研究中,福利国家退却通常被等同于减少国家对社会服务领域的干预。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表明,福利的扩张和削减与国家作用大小并不是同步的。二战前法国的福利制度随着国家作用的上升从分散走向统一,二战后确立的福利制度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一种平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调整则伴随着国家权力在福利体系中的上升。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福利制度理念、福利体系结构以及福利提供方式是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的三个重要方面。     

缅甸宪法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CSSCI

二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各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挑战。其中,缅甸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缅甸1948年独立后,至今70多年来,内战仍未能平息。期间,缅甸发生了四次军事政变,出台了三部宪法。宪法的废立过程与内容是理解缅甸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结合宪法社会学和宪法解释学的方法,从动机、社会关系和制度三个层面对缅甸三部宪法的废立过程与内容进行解读,从中发现缅甸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背后的政治挑战与思想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