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思考

党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命题。中国要维护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根本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和基本理念,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组织结构中增强话语权并开拓新的组织和话语空间,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一起增强国际事务话语权,就要完成从全球治理的融入者角色向建设者和构建者角色的转换。增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结合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变化而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中国发展的最新利益诉求。中国持续性发展需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安排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出更大的声音,具有恰当的话语权。     

迎战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被”升值

人民币汇率"被"升值是一场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大博弈。后危机时代,全球汇率摩擦使人民币汇率"被"升值。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固的背景下,如果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将会有大批出口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农民工大规模返乡,造成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给世界经济的复苏造成消极影响。为维护中国外贸安全和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捍卫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果,必须深刻认识人民币汇率"被"升值产生的根源,揭示人民币汇率"被"升值博弈背后的实质,估足人民币汇率"被"升值的风险,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积极有效化解人民币汇率"被"升值的风险。     

大国战略和国际责任:以“和谐世界”为例

承担国际责任是体系中的大国必须要履行的国际义务。履行国际责任,可以有效改善国家形象,有利于话语权的获得与提升,进而更好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在对外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五个层面都较好履行了大国责任。从这个角度进行评价,"和谐世界"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更好维护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力军,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经济先后起飞,推动国际力量格局演进,加速多极化发展进程。后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前景依然看好,亚洲经济依然鹤立鸡群,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全球"新""旧"力量(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加速重组,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促进国际经济秩序重塑。     

美国智库当代中国研究的动力分析

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影币深刻。近年来,美国智库兴起当代中国研究的直接动力在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美国智库高度关注中国崛起问题;而中国对于国际问题解决的影币力日益增强,也使得美国智库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美国智库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根本动力在于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这既是美国智库开始当代中国研究的原始动力,而且美国智库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也明确提出了如何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利益的需求,实际上又与美国公众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构成了矛盾,这就决定了今后美国智库将会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研究。     

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支点

周边外交和"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中国外交的两大重点突破。作为中国最大"周边"的俄罗斯与中国互为传统邻邦,两国已经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和重大矛盾分歧;作为世界大国和地缘政治大国,中俄两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同为与西方传统强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上异质化的两强,中俄两国在经济、安全、人文和国际秩序四个维度上存在着诸多利益交叉和重合,而这正是中俄"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支柱。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维护

"逆全球化"以及各类全球性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带来挑战,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则又带来机遇。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涵盖了自身的特有经济利益和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鉴于"一带一路"理念与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相符合,值此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之际,应对各类挑战,抓住新机遇,维护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就是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开放的环境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维护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利益;在包容普惠的氛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经济利益。     

发展型安全：中国的一项大战略

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主要依据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核心任务来界定。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体系而创造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倾向于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其国内社会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以发展界定安全。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大战略，最典型的是美国，其基本国际安全理念是通过均势维持首要地位，但在外界看来，则是通过追求霸权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执行发展型安全大战略，其内涵是以人均GDP设定阶段性发展目标，追求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相统一，并致力于塑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人均GDP缓慢地趋近美国，中国在安全需求上也将趋同于美国，以均势为基础的美式安全观与中国的发展型安全可以融合共处。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的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将会出现巨大的拓展。贸易通道、能源管道、海外投资、公民安全等都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国际竞争、非传统安全以及政治法律事件都会成为危害中国海外利益的因素。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加强经济、贸易、外交、国防等众多部门的协调。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本文意在通过对国家海外利益拓展的内容与风险分析,探索多重渠道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问题开始备受关注,但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从经济权力的一般运用方式来看,经济权力可以分为吸引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外交手段,经济权力可依托中国丰富且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和实力,其运用方式多样且效果显著。相对于强制性经济权力,吸引性经济权力更符合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既能促进国际合作又能维护国家利益。吸引性经济权力是指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使用激励的方式,通过利用存量利益格局中其他国际行为体对本国的经济依赖,以及通过允诺或实际给予其增量经济利益或者撤回利益允诺来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权力形式。吸引性经济权力有四种运用方式: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施压型经济激励。它们起着相辅相成的组合作用。吸引性经济权力是中国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外交手段。     

中印两国发展道路的相似性与国家战略选择

中国、印度两个大国的发展道路具有许多相似性,两个大国在过去近30年和20年的快速发展,双双跻身"金砖四国",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本世纪中叶,欧盟、中国、美国、印度将成为全球前四大经济体,东方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全球经济秩序将发生很大变化.走向崛起的中国面对印度的赶超,也需要学习借鉴邻国印度的某些经验.但中国、印度真正成为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在相互学习实践中把城乡统筹、社会公正、生态文明、政府改革四大战略问题解决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扬弃自己的比较劣势.     

论国际法视角下的美国遏华问题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完全与国际法和WTO宗旨相背离。美国千方百计全面挑衅与深度遏制中国,损害的却是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其所谓的"公平贸易"完全是以国内法取代国际法和多边贸易规则,损人害己。美国依据国内法指责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肆意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美国推行"疫苗民族主义",深度遏制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美中两国关系开创新局面,共同为全球谋福祉,唯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定践行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全球共同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走出低迷的最有效、有力的路径。     

特朗普政府新海洋政策走向及其地缘影响

特朗普政府新海洋政策从军事安全和海洋经济两方面入手,主动强化军事手段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突出海军作用,不断扩大海军行动范围,加大对西太地区的参与力度,着力提升海军远程部署与战备能力,以维护美国全球海洋主导权;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支撑,推进海洋开发,重海洋经济发展、轻海洋生态保护;以更强硬态势加快、加深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介入程度,积极参与北极事务,不断拓展海上利益,以继续维护其全球海洋地缘优势。特朗普政府新海洋政策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牵制中国的行动,直接增加了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中国面临极为严峻的地缘挑战。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干涉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南海政策逻辑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准确地分析美国的南海政策逻辑对于中国解决南海主权争端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是由于其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干涉主义立场也从"多边协商体制"走向了"积极干涉主义"的道路。美国学者对美国在南海利益的界定,美国未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将会增强其在南海争端上的影响力,具体来说,美国将运用国际法否定中国对于南海的领土诉求,利用经济实力干涉南海争端,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将与中国海军实力的差距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提倡运用国际多边机制解决南海问题,力求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南海争端是非常复杂的,解决南海争端也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政府在解决南海争端时需要占据道德和舆论制高点,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时注重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建立制度和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关切,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中寻求平衡——浅析中国国际环境合作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环境大国与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必须在国际社会中认真履行环境大国的责任,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又坚决维护中国的国京利益,在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中寻求平衡.     

美国武器装备建设法制体系中的条约运用

美国武器装备建设法制体系中有规范核武器类、常规武器类、化学武器类、生物武器类等武器装备建设的国际条约,有军备控制类、武器研发类、武器售卖类的双边条约;美国通过签订条约限制毁伤性大的武器研发和使用,从而减轻本国经济压力、维护国家安全,对他国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项目或技术进行控制,对利害关系国武器装备研发和技术封锁,扩大美国武器打击和防御范围来实现全球控制意图,设置严格生效条件维护武器装备贸易,拒签或搁置特定条约以维护战略目标等。国际社会也通过技术创新、倡导新战略空间和平观、与他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等途径应对美国的条约运用,维护本国利益。     

“贸易与人权”议题中国际组织的作用分析

现今国际法中的"贸易与人权"议题常存在国际组织的介入。WTO、国际劳工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与联合国分别代表了四种国际组织的介入渠道。同时,不满足于国际组织所起作用的国家也通过普惠制和双边贸易协定,以贸易利益单独换取相关国家的人权承诺。国际组织提供了讨论贸易与人权议题的平台,但其中已然确立的规则同时也限制了人权议题的无限扩张。这对于限制大国权力、维护小国与弱国利益具有积极作用。我国一方面需要利用国际组织维护既存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在双边谈判中也需区分人权的具体内容,灵活决定承诺方式。     

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与现状分析

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法规以及重大事件的回顾与梳理,发现美国外语教育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用能力标准来引领,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霸主"地位。但是从美国外语教育的现状来看,外语战略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外语人才仍然处于紧缺状态,究其根源,传统的"文化痼疾"显然"难辞其咎"。研究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