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与制度构建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和谐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和谐新农村的核心在于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在农村社会,由于利益存量的有限性和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信息能力、参与能力等的不同,形成基层政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或利益非均衡状态.为消解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必须进行不断的制度创新,如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户籍制度创新等,隔断行政权力过度介入要素"定价"的渠道,建立能正确界定生产要素价值、激励约束主体行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制度安排.     

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型的攻坚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     

生态文明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困境与超越——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现象的共存表明,仅靠市场,仅靠政府,亦或是仅靠非政府组织都是不够的,协同治理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由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使得生态文明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遭遇了重重困境。从利益协调的观念途径、经济途径和制度途径共同入手,建立健全各方利益相协调的机制,实现多元参与主体利益和谐共生,成为当前化解生态文明协同治理困境的当务之急。     

驻村"第一书记"治理困境和效能提升

驻村"第一书记"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置身复杂的乡村治理结构,作为外来力量的驻村"第一书记",可能产生权责不匹配、重形式轻内容、难以有效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等治理困境。提升驻村"第一书记"治理效能,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合理配置权责体系、处理好各种关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农村治理的法治化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是以一整套融入了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律治理机制取代传统农村内生制度的过程。在现代农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中,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国家法律在农村的执行者、农村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治理责无旁贷。目前的农村法治化治理面临着立法缺陷与主导法治的尴尬相伴相随、政治权威与法治权威的欠缺同时并存、乡镇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始终存在、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融合任重道远等困境。破解困局,要转变政府职能,将基层政府从千头万绪的压力型体制中解脱出来;整合农村资源,形成推动农村法治发展的整体合力;扎实推进农村普法,培养农村居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农村法治建设的三个冲突与出路

农村法治是中国法治的“瓶颈”。对法治社会基础的再认识是我们解析农村法治建设困境的前提;在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处在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时期、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当代农村法治建设,寻求当代农村法治出路。     

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历程与新时代法治需要

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都遵循一定的"法治"精神。这些体现"法治"精神的法既有国家正式法(硬法),还有以国家法为基础衍生出的非正式法(软法),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法治基础,对构建基层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基础条件不断发生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法治也存在突出问题。新时代,需要从制定城乡社区一体化治理的现代法规、社区经济社会事务分类治理的现代法治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的现代法治框架、社会关系调节及社会行为规范的现代法治规则、居民权利保障及权益维护的现代法治制度等层面出发构筑现代法治,夯实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基础。     

新农村法治的主体性研究

“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法治的保驾护航。农村法治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农村法治主体性问题。农村法治主体性包括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和法律能力。农村法治主体缺位原因有文化观念、经济和社会因素。从近期看,农村法治主体建设应注重法治主体性建设的现实性、实效性、针对性。从长远看,农村法治主体性建设最终立足于农村的教育和经济。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生成——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其乡村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皖北地区乡村治理中,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着基层基础不够扎实、村级财力不足、农村现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变化、群众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以乡村治理的能力要求为引领,要从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升皖北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     

基于城市治理中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市民关系思考

21世纪的中国迫切需要城市管理模式的创新,即在参与式发展新范式的指引下建立"多中心"的城市治理模式--包括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市民等利益相关体在内的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本文从探讨这种治理模式中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市民的关系创新入手,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等构想.     

试论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公共物品提供的多元化、公共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分化使得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必要,城市内部的公民、第三部门、公共组织、企业以及城市外部的上级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然而,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缺乏制度基础、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权力的分配、公众的参与、制度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利益协调等方面入手提出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基本对策。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独特力量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对于社会组织在现阶段社会治理中主体地位不够明确、相关制度体系保障作用不够明显、社区资源整合能力不足等问题,应从当前实际出发,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社区环境,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当前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以安徽省Y县为视角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高度重视。安徽皖北Y县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侵财类案件多发、社会矛盾纠纷聚集、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蔓延、交通事故频发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群众法治意识观念单薄、基层政权组织不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完善以及基层警力不足。对此,应加强对农村的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意识;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警力向基层倾斜,改善基层执法环境。     

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改进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力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我国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中存在农民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不完善、村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比较弱、农村民主法律制度不健全等主要问题。改进我国农村民主法治建设需要从各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农、依法建农、依法兴农,把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利益纳入系统化、规范化的法律环境之中。     

贵州新型城镇化法治问题研究

贵州新型城镇化存在规划法治缺乏、法治软环境建设明显不足、城镇居民权益保障不够、新型城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不高、城镇环境保护法律不全、各种犯罪易发多发等问题。对此,可从探索贵州新型城镇化法治规律、完善城镇法律治理体系、提高城镇依法治理水平、树立依法经营和治理城镇的理念、加强犯罪预防与治理等方面予以完善,从而不断提高贵州新型城镇化的法治建设水平。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统战工作

社会组织经济基础和利益追求日益独立的发展趋势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的课题。作为调整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导引机制的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找准着力点。从"国家能力"视角看,社会组织统一战线,要理顺体制,整合资源,提升对社会组织的统领能力和认证能力;求同存异,加强政治引领,提高对社会组织的濡化能力;以服务的感召力和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的示范力,弥补统战工作强制能力和规制能力的不足;建立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发现、挑选、培养、评价、使用制度,强化对社会组织的吸纳能力;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建设,协调不同群体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增强对社会组织的整合能力。     

试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要积极推进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除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治理功能、企业"自律"和"他律"作用外,还应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优势。发挥其在培育农村生态文化,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素质和能力,组织农民从事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以盈余反哺乡村、从事环境公益,夯实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等方面的作用。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村落自组织文化两种实践样态。公共文化服务因文化阵地建设的供需分离、文化活动重"送"轻"种"、文化资源开发的异化现象等问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内卷化"逻辑;村落自组织文化因文化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参与主体缺失等因素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无主体逻辑"。两种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应建构国家资源与村社组织协同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这一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国家介入来激活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激发出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起文化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