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转变——基于985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农民工政策提供了一个公共政策变迁的独特经验。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以1978—2017年985份中央层面的农民工政策文献为样本,运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分析政策目标、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对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控制(1978—1991年)、管理(1992—2005年)、服务(2006—2017年)等三次范式转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策目标经历由纳入管控、规范管理向保障权益与促进融入的调适;政策价值取向经历由农村偏好、城市偏好向城乡统筹的转换;政策工具经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市场调节、法律规范等多重工具并用的过渡;政策主体经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主向中央职能部门为主的变动;政策对象的称谓经历由歧视话语向正面话语、具有劳动力价值向具有城镇化意义和关注农民工个人向关注随迁及留守家属的变化。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中国PPP政策工具选择及其选择模式研究——基于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

为深入了解我国PPP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央政府层面(2013-2017年)颁布的PPP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项目生命周期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PPP政策工具选择偏好明显,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偏重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维度偏重PPP模式推广和合作环境营造,项目生命周期维度偏重项目采购与执行;PPP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明显,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四条路径。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的几点思考——基于中央—C市—N区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显著成效得益于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合力高效履职，其中，政策层级协同是保证政策效力、行政效能的关键。理论研究与实践归纳表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主要在于各级政策主体与其政策视野相协同、政策目标同向且切合其政策视野、政策工具切合目标和主体职能等三个维度。对照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聚焦高质量发展力度较小，地方政策中部分措施具体化不够、回应公众文化需求不足。优化政策层级协同需要各级政策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调适政策目标，注重发展高品质规范性文化和公共数字文化，提高公众文化认同；切合政府职能逐级细化分解政策，健全政策目标分级体系，增强地方政策可操作性，审慎实施政策“原文”转发或转述；聚焦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激励能级，精准运用政策工具，加强供给体系的查漏补缺。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边疆安全治理的语言政策路径探析——基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实施历程（1949-2019）的考察

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关系到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整合与边疆安全治理效果。文章基于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范式，考察新中国成立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语言政策在边疆安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机理，表现为语言同质化程度与边疆安全指数呈“U”型的关系变化特征。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大体经历了“生成—转型—巩固”的过程。在生成阶段（1949-1978），“以民语教学为主，加授汉语”的传统模式并没有对边疆安全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转型阶段（1979-2000），随着系统环境的开放，边疆安全治理的困境也逐步显现，倒逼中央政府提高国家通用语言在双语教育中的权重；到了巩固阶段（2001-2019），随着双语教育政策设计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边疆安全困境有所缓解。作为该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民族边疆地区的居民对该政策的调整会做出相应的能动反应。最后，文章对以国家建构为核心旨趣的历史政治学范式在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议题研究中的适用前景作了进一步探讨。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论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能否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政策工具选择的环境、以前选择的限制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对这些因素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为决策者选择恰当的工具,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依据。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60年我国农业政策调整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政策是调整国家与农业利益关系的工具,其目标是实现多元利益的和谐。通过对我国六十年来农业政策的发展逻辑进行考察,发现政策演化的内在逻辑呈现利益失衡—利益平衡—利益和谐的特点,政策变迁的取向则为利益和谐目标下的符合经济学理念与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在政策工具服务的单位数量指标、政策工具的质量指标和环境信息公开指数指标层面展开。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总体效果欠佳、年度效果呈上升趋势,中国城市企业、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获得进展但尚待加强,中国城市环境信访获得进展但有待加强。为此,要提高城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强化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提高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发布水平,完善城市环境信访制度。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一直是科学和技术进步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和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将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的分布和借鉴美德等制造业领先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未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制定应从加大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力度、强化以完善机制为导向的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作用、增强以分担风险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效应等方面予以完善,强调各类政策工具组合的整体协调性,加快构建完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框架体系。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及不足——基于2001—2010年CNKI中相关文献的分析

从数量、时间、期刊类别、基金分布、地域分布、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等角度，对2001—2010年CNKI中篇名包含“高等教育政策”的文献进行了内容分析，呈现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最后对本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说明。     

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要素组合与政府注意力配置：基于S市实践的QCA分析

网格化管理政策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在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政策差异，探究地区间政策转移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显得非常重要。通过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实施情况的案例研究，从政府注意力配置角度构建了“注意力嵌入—分层—同步”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应假设进行验证并得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影响因素组合可划分为“资源支撑型”与“需求响应型”两种政策转移类型。其中政策响应、财政水平、激励效力、监督效力对政府注意力配置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导致网格化管理政策在转移中出现政策变异。在此基础上，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呈现出价值导向与注意力嵌入、情境适配度与注意力分层、资源监督与注意力同步等共通逻辑。     

政策分析的价值取向研究

经过长期的政策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价值中立学说”具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性,价值取向研究在政策分析当中的地位、作用也逐渐为政策分析学者们所关注。从政策分析的外部制度环境要求、政策分析者内在素质要求和政策分析的内外交互过程要求三方面进行探讨,有利于确立政策分析正确的价值取向,发挥出价值取向在政策分析中应有的作用,     

国际形势“稳而不定”

上世纪90年代,人们额首庆幸:“再见了冷战”;但10年之后,谁曾想再闻隆隆炮声。可以说,“9·11”将十多年来所积聚的矛盾一下子释放出来,以动荡而载入国际政治史册。“9·11”事件和它的后续影响改变了国际局势,南亚、中亚等局部地区陷入了动荡,国际形势出现了“稳而不定”的特征:“稳”是相对的,即针对整体的国际环境而言,它指世界大战爆发的“燃点”升高,军事冲突的成本上扬及边际效益下降。从而致使各大力量对“大和平”的维和意识增强。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

为了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政策取向上选择了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功能取向和以强制性和混合型为主的工具取向。这对于弱化金融危机的影响,使经济尽快复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社会公平问题更加突出,政府的社会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程度不同的扭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会涉及到诸多的行为转换,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尤为重要。政府政策必须实现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向以公平为主的价值取向转换,实现以经济功能取向为主向以社会功能取向为主的转换,实现以强制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取向为主向以自愿性政策工具取向为主转换,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要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必须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     

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与选择策略

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是当今的全球性论题,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善治的标准.而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基于市场的激励性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工具及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工具的发展演变.这些工具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情境.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从选择单一的政策工具走向政策工具的组合、从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非均衡走向政治均衡、从政策工具的移植走向政策工具的创新.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政策邻避情结：情感表征及引导策略——一种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邻避情结表现为公众既认可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公共设施建立，又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矛盾心理，进而引发抵触情绪或集体行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关研究的议题多集中在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层面，价值取向上多将邻避情结视为社会治理中的“非理性”要素，忽视其作为一种情感资源的积极面向，尤其是对于政策型邻避现象的探讨，仍然处于缺位状态。文章基于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入手，以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邻避现象为案例，重点研究风险认知、防护、救助、治理各个阶段的政策邻避现象及情感表征，最后提出政策型邻避情结的引导策略，试图超越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