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诱致因素、生成机理与防范路径

迈向后扶贫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项关键性任务是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规模性返贫风险受诸多因素影响,自然灾害巨大冲击、基层政府扶贫政策偏差、政府行政逻辑代替市场逻辑以及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都能使脱贫农户和边缘农户面临较大返贫致贫风险。要从健全防止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完善扶贫政策、发挥市场主体支撑作用以及构建返贫风险防控的智力体系等方面,积极探索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根本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维一体”防止规模性返贫长效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政策亟需适时而变并朝着新的治理方向及时做出调整。通过对比脱贫攻坚时期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范式的转变,厘清返贫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通过落实“吹哨人”责任,完善防返贫监测机制;强化多元共治,构建党政社协同治理机制;拓宽发展渠道,构建持续增收内生动力机制;优化扶贫政策,建立政策动态调试机制等“四维一体”防返贫长效机制,破解返贫风险、守住脱贫攻坚成果。     

政策供给视角下稳定脱贫的结构性风险及其系统性治理

稳定脱贫既是“精准脱贫”的逻辑延续和“防止返贫”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当前,稳定脱贫仍面临政策规划与村民自治耦合不够、政策实施与村民需求匹配不佳、政策绩效与对象发展目标不适、政策供给与民生改善衔接不畅等结构性风险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压力式的目标传导、乡土性的基层伦理、不对称的信息资源和惯性化的政府运行等所致。有鉴于此,基于公共政策及风险治理理论实施系统性治理十分必要,具体在于：构建政府主导与村民自治协同治理机制、实施开发性与保障性相结合的分层治理机制、坚持制度建设与应急帮扶整体治理机制以及注重短暂与持续相结合的动态治理机制等。     

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阻断机制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乡村振兴阶段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提炼自然灾害频发、生命健康隐患、市场风险增多、政策执行偏差等乡村振兴中的主要风险点，总结可能引致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事件；基于“传统—现代”视野，从传统的持续影响与现代性的自反性两方面进一步解析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点的深层次诱因；归纳乡村振兴阶段结构与制度的变迁、风险环境、风险抵御机制与规模性返贫四大关键要素，通过分析其互动过程，揭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演化逻辑与发生机理；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从实现源头识别、转向合作治理、推进主体性重塑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阻断机制。     

脱贫之后防返贫

脱贫不只是数量脱贫,更要看实绩。2019年我国减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00多万、贫困县摘帽340个左右,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依然很重,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压力不小。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提出,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今年将加强对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户的动态监测,将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及时纳入帮扶,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制度保障。     

长效脱贫五药方

截至2019年底,我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脱贫。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仅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还须系统建立防返贫和新致贫长效机制,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的重心。农业巨灾风险会借助涉农产业链扩散,破坏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扰乱农产品市场供需平衡,损害脱贫攻坚成果,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的实现。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中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再保险机构和政府部门三方参与主体在实现自身巨灾风险分散功能的条件下,能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领域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当前我国尚未构建统一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可借鉴国内外理论及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构建六级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框架,并以法律形式明确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加强对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监管,以保障机制的高效运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地方中小银行治理风险问题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失灵引发的风险外溢、处置和防范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通过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完善推动中小银行深层次改革化险成为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以公司治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小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和风险暴露特征，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缺陷以及二者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作为主要风险源，在“风险源—风险偏好—行为选择—风险结果”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小银行治理风险的传导机制，最后提出“内外兼修”“协同共治”优化完善中小银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