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微生物的和谐共生之道

微生物作为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生物领域中极具战略价值的新边疆。后疫情时代下,微生物之于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出来。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全面防控微生物威胁、合理发展微生物技术、强化保护微生物种群与妥善利用微生物资源对国家的生物安全、生物保护、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大意义。     

以非传统安全视角认识人类与微生物的复杂关系

"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是人类至高的优先议题。微生物安全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不仅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而且更多的是一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叉的"交织安全"。微生物威胁的"宏观安全化"决定着微生物安全维护的价值取向,人与微生物之间共存、共生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因而微生物与人类紧张关系的实质是"非传统占争",随着微生物与人类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的加深,微生物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我国生物安全领域首部基本法的亮点与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是我国生物安全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统领性的法律,以风险预防为基础性和统领性原则,具备强有力的风险防范功能,在制度、体制和机制意义上集中体现并全面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规定的各项制度都围绕风险防控而展开,确立的生物安全风险回应措施覆盖生物安全风险活动与事件的全过程。除了全程控制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还确立了风险共治的防控体制,呈现中央统一部署、统筹协调,部委分工负责、协调工作,专家委员会建言献策,央地协同推进,社群广泛参与的整体格局,为风险预防工作取得实质成效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生物安全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人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严格区分“生物安全”和“生物威胁”两个不同概念和问题,是明晰生物领域其他安全类概念和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还需要深入研究生物科学、生物武器、生物实验等领域存在的各种更广泛的安全类概念和问题。人类认识和防范化解生物威胁的历史进程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但也存在着许多人类难以完全控制和化解的生物威胁。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创新抉择

创新是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科学选择。我们要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科技化水平,在生物安全科技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中,推动生物安全科技创新,将之作为治理的重要工具。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编纂生物安全法典,设立生物安全专门执法队伍,推动生物安全公益诉讼,设立生物安全专门法庭;将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建立和完善生物安全伦理体系,将之转化为人们的信仰和行动。加强党对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领导,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形成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专门机构和机制。同时,注重实现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依靠干部、专家和群众的结合,来推动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生物安全、国家安全与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

生物安全和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内容,世界各国人民需要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化的标志性事件。而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不仅能够维护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广泛的生物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利益,而且能够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人民性、共商性、共建性、共治性和共享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需要而且能够承担起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历史责任。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随着生物安全被纳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工作,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的要求,体现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不仅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贯彻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系统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思想、权威性领导机制以及整体性组织协调机制也符合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依托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蕴含的法治思维、法律保障机制、法治价值等法治逻辑,可从树立风险预防的法律原则、明确生物安全立法的整体性定位、强化政府生物安全治理的主导性角色等方面探寻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筑牢生物安全法律屏障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益发凸显,生物安全法的立法进程也备受关注。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这部法律将自2021年4月15日即中国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奥运会期间安徽省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省卫生厅制定的《奥运会期间安徽省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业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习近平关于生物安全重要论述的生成理路、基本内涵及践行要求

生物安全事关人民健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论述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和谐的智慧因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物安全理论的科学内涵,回应了新时代如何科学应对生物安全的挑战。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要建设国家生物安全”“如何能建设国家生物安全”“依何可建设国家生物安全”等根本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论述,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生物安全的全面领导,发挥应对风险的制度优势;构建科学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屏障;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与提出中国方案。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与生物安全共治

外来有害生物通过“暴涨式蔓延”“无敌型杀手”“隐性式攻击”等方式造成形态各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其安全威胁的主要特征有高度隐蔽性、无序撒播性、灵活多变性、危害传递性。为此,要从大安全观与“全域安全”的新视角,重视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仅要努力搭建国家间、区域间、国际间有害生物信息和技术交流合作的智网化平台,还要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维护特别是生物安全共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智慧与方案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特别是生物安全挑战日益凸显。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深化生物多样性领域对外合作,积极推动开启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在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提出中国倡议、分享中国经验,推动建立核查机制。在双边层面,通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一带一路”合作网络,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保护合作项目有序推进;在多边层面,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为平台,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达成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物安全刑事立法保护势在必行

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组成部分,具有立法规制的绝对必要性。促进《生物安全法》与《刑法》之间的有效衔接已是大势所趋,生物安全的刑法保护已成为时代课题。刑事立法需要在厘清生物安全法益性质的基础上,将涉及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相关罪名进行整体性集中规定,使其从属于公共安全法益。在对具体罪状进行规定时,要适当提前刑法介入的时点,采取具有预防性的刑事立法策略。     

我国生物安全面临挑战

21世纪人类面临诸多挑战,生物安全就是其中之一。当前,生物安全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广泛而严重的危害,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微生物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微生物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微生物可以通过产业化经营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在生物制药方面发挥拯救人类生命的作用,也能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微生物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可能对人类文明进程造成重大影响。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生物安全治理的加强,微生物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危机之下更显生物安全建设之重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当前,国内外的生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加强我国生物安全防御能力建设,构建全方位、多层面、重实效的生物安全威胁应对体系迫在眉睫。新时代加强生物安全建设,要着力打造强劲的软件支撑与硬件设施,让人才要素与要素平台同向发力;完善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国家生物安全建设提供法律保障;严格生物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将科研伦理与道德贯穿生物安全建设始终,不断向建设生物安全强国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