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与遗产廊道构建

藏彝走廊既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又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藏彝走廊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景观。遗产廊道是一种区域性的线性文化景观。本文运用遗产廊道的理念,对藏彝走廊的遗产廊道的构建策略及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力图通过对遗产廊道的构建,实现藏彝走廊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多赢。     

对藏彝走廊蒙古族后裔传说的几点认识

众多的蒙古族后裔传说反映了13世纪以来蒙古族频繁活动于藏彝走廊,以及迁徙进入藏彝走廊的蒙古族与当地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蒙古族长期在藏彝走廊的族群政治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可能导致一些人群攀附蒙古族祖源,从而创造出新的蒙古族后裔传说。     

和谐美丽

迪庆地处"民族迁徙大走廊"核心区域和"藏彝走廊"交合部,历史上各民族在这里南来北往,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     

藏彝走廊的道教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以道教在纳西族的传播为例

地处藏彝走廊南部的丽江纳西族地区,自古以来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在此交融。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吸收西南地区民族巫术等成分,在纳西族先民中初步传播。明清时期,道教分别受到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在纳西族领主阶层以及普通民众间广泛传播,推动着纳西族对中央王朝以及汉文化的认同。道教在纳西族中的传播充分体现了藏彝走廊上多元文化的交汇以及纳西族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塑造和认同。     

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

有关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氐羌南下说、土著起源说、夷系民族说,几种观点都存在着一些缺环与问题.由于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对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今后应转向更加注重考古材料与文献的结合,注重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各民族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的发掘.     

近代藏彝走廊东缘的汉人社会与市镇发育——以川边薛城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藏彝走廊东缘的历史进程中,汉人群体的推动力量不容小觑。明末以降,汉移民即在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下游定居,并形成家族与聚落。"薛城七姓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与周边非汉人群的互动中,他们促成了此流域的第一个市镇薛城的商业萌芽。而渐趋完善的市镇设施、愈加浓郁的市井气息,反过来塑造了汉人内部的社会结构。对于近代薛城市镇与汉人社会的探讨,是理解藏彝走廊历史过程的重要环节。     

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以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

长城以山脉为界、陆上丝绸之路以沟壑为界、藏彝走廊以众多河流为界,自然地将中国内部分隔为高纬度、高海拔和低海拔三大生态文化区。经过五千多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生态与文化变迁,三大生态文化区的不同民族在融合与冲突间的关系中演化,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成为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带,国家政权因有多元文化为基础而凝聚力加强,边疆随之向三大文化区的边缘拓展,并形成各民族共创、同戍中国边疆的格局。     

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

夷是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个人群类别,但在记载唐代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却已基本不见称夷的人群。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指出夷入唐后主要有两种去向:一为吐蕃征服并统治;一是原先称夷的人群在唐代被转称作蛮。文章同时对夷在唐代被转称为蛮的背景进行了讨论,认为唐人的民族观及对藏彝走廊地区人群的分类标准与汉晋相比已发生较大转变。     

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进而进行民族识别,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希望以"藏彝走廊"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西南民族经济。其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现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川西南藏族史初探

川西南藏族,分布在大渡河以南至雅砻江的下游地带。宋以来的文献称其为“西番”。人数共约五万一千多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聚居在木里的二万余人成立了木里藏族自治县,其余与汉、彝等民族杂居,未实行区域自治。川西南地带,属著名的古代民族走廊地区。费孝通先生指出:“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的拉锯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