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对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思考

1953年6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集中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观点。当时,是否应该"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推进;今天,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仍是一个常议常新的热门话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此,想要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首先应当关注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这是其他一切分析的基础。     

从汶川地震报道看当前媒体道德责任意识

现代传媒不仅是社会的瞭望哨,而且还应该是社会道德的守望者。汶川地震突发性灾难事件因其巨大的社会破坏力极易对社会秩序和公众情绪造成很大影响,大众传媒必须以高度的道德责任意识,帮助政府稳定民心,保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这是媒体作为道德主体的"份内应做之事"。我国的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在汶川地震报道中不畏艰险,克服各种困难,及时传播事实真相,关照生命,配合政府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显示了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     

贴心为民服务解难 化解基层矛盾促稳——凤阳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侧记

在"十二五"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让群众成为真正的受益者。近年来,我省各地在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经验是宝贵的,成效是显著的。本刊的"社会管创"栏目就是展示成果的舞台和交流经验的平台。在新的一年里,希望您继续关注本栏目并欢迎积极来稿。     

兵团少数民族社会秩序转型与社会管理——以兵团维吾尔族聚居团场和连队为例

兵团维吾尔族社会秩序是在国家力量主导所形成的,具有国家认同度高、社会组织性强的特征。随着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兵团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等方面都发生了变迁,维持原有社会秩序稳定的要素已经发生了变动,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社会管理的手段,组织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建构起适合当前发展稳定的社会秩序。     

奉法者强则国强

<正>法治的直接目的在于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法治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在"法治"社会秩序中的人们能够生活得更好,包括个人潜能的自由发挥、个人创造动力和能力的提升。在我国古代社会,法家韩非子提出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说法。对于何为"奉法者",却有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是将"奉法者"理解为执法者。按这一理解,上述即执法者强大时,则国家强大,反之依然。中国     

阶层意识与社会秩序——对建国以来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阶层意识与社会秩序有着深刻的逻辑关联。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可以看出,阶层冲突意识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和挑战,而阶层认同意识则是良性社会秩序的基础。当前我国阶层之间冲突意识渐趋紧张,存在着社会秩序危机,化解秩序危机应从重构公正的社会分层机制、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和谐的社会价值体系入手。     

儒家家庭伦理影响下的“家国一体化”社会结构

儒家家庭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整合纽带。从先秦双向度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到后来的汉代单向度的"三纲五常",儒家家庭伦理的变化折射出了"家国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儒家家庭伦理建构的"家国一体化"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整合规范。伦理乃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在"家国一体化"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导向的儒家家庭伦理,得以从家推延至整个社会。     

人情关系“脱嵌”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探索

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具有同构性，二者都是以“私序”来维持“公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维系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共同信念出现了解体，在乡村社会中则表现为人情关系的“脱嵌”以及对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需求。在区分了市场化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后，认为市场化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最后从共同信念的树立、乡村社会组织建设以及行为规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建议。     

全面小康号角响 社会发展谱新篇

党的十六大以来,湖南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领域体制和机制等得到调整,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等不断扩大,"社会更加和谐"的阳光愈益普照在三湘大地。     

蒙古族习惯法——“约孙”探源

蒙古族习惯法"约孙"是蒙古族传统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全体社会成员早已达成共识并共同遵守的"习惯"、"规矩"或"道理",是古代蒙古人据以评判是非标准、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与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调节功能,也是蒙古汗国"大札撒"和元朝法律最主要的法律渊源。     

社会动员的适度性问题探析

在一个国家中,适度的社会动员能充分调动起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动员过度会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其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大众传媒的扩展、人为推动及社会流动等。社会动员不足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会使一个国家失去良好的发展机遇,甚至会导致发展失败。在实践中把握好社会动员的适度性是十分重要的。     

信息化背景下领导干部网络媒介素养的调查与分析——以连云港市为个案的研究

不断增强网络媒介素养和执网能力,把握舆论发展动态,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对部分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状况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提出了增强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网络媒介素养的自觉性和主动意识、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对领导干部网络媒体素养的教育和培训等相关建设。     

政府官员应提高新闻素养及应对媒体的能力

政府引导舆论的能力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由于新闻素养的缺乏，我国政府官员在应对媒体时出现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应从提高适应媒体能力，塑造政府良好形象和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等三方面来提高政府官员的新闻素养及应对媒体的能力，从而加强政府对舆论的引导能力。     

强化食品安全中政府的监管责任

政府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是维护公民生命健康权、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需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近几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被媒体曝光,反映出食品安全中政府监管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规范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责任缺失,实施监管执法的责任缺失,推进信息公开的责任缺失,进行诚信宣传教育的责任缺失。因此,强化我国食品安全中政府监管责任,必须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强化食品安全执法责任,构建透明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不断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主要职能的新定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尽快由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切实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我国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将现行的政府主要职能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调整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或者调整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     

公共利益：政府与媒体互动的轴心

政府与媒体作为人类社会系统的重要子系统，都与作为个人或群体利益交叉集合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的天然属性与逻辑使命，公共利益也是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工作使命。这种共同的属性与使命决定了一方面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准则规约媒体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媒体也基于公共利益准则监督和作用于政府绩效。因此，构建于公共利益中心点上的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增进。     

利益协调中我国公共政策的选择

经济收入差距扩大、政治权益保障失衡和社会保障不公等利益关系的失衡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运用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重新界定公共政策的主体,改革政策议程设置方式。     

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有效途径与制度保障

在当前我国社会变革、经济转型的改革攻坚阶段,腐败现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破坏性影响极为严重。公众参与反腐败为更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提供了一种制约权力的方式——以民制权。目前,公众参与反腐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注重信访举报,完善相关制度;群众参与立法,推行政务公开;加强反腐研究,实行民主评议;开展廉政监督,借助大众传媒。     

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电视调解：人民调解的新尝试——兼与一般人民调解比较

电视调解是人民调解在现阶段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是人民调解和电视媒体的联姻,二者的强强联合,对于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规范意义上的电视调解不同于一般的情感类谈话节目,其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电视调解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调解,它有调解的公开性、非地域性、影响的广泛性等优势,但也面临个人隐私的曝光、娱乐化倾向、节目的公益性与私利性矛盾等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应注重当事人的隐私保护,警惕＂娱乐化＂的侵害,更多地体现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