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中的香港三合会之演变(下篇)

在香港现代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背景下,殖民后期及后殖民时期的政府都试图压制三合会。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强、执法的完善以及对非法企业家与不良财产的持续关注,公众对三合会容忍度下降,对警察的信心大幅提升。三合会的规模、形式、知名度以及相关活动也随着与三合会有关的致命性暴力和会员活动减少而发生变化。市场改革、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显著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非法商机,从而鼓励与三合会有关的商业色情企业迁出香港。     

香港与内地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之比较与思考

以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为视角,选取香港警队的执法主体、执法监督和执法保障制度与内地进行比较对照。由于体制不同以及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渊源的差异,我们不可能全盘移植这些制度,但其先进的制度设计理念、立法思想却值得内地借鉴。相比香港,虽然内地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目标与香港警察的执法理念异曲同工,并且公安信息化建设与香港警察对电子科技的运用也没有实质差距,但执法环境和执法保障问题对规范执法的制约却使内地的执法规范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香港司法制度的形成、演变与改革

20世纪80年代,香港已形成包括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裁判法院和特种法庭在内的不完整的审判体系。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香港开展司法本地化工作,着手组建终审法院。回归后,香港终审法院的设立和运作标志着完整的审判体系的形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是香港新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尚未显现,但法院有的做法需要调整,如法院裁判案件援用域外法时需要限定在基本法授权范围之内。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真,是研究之魂(上篇)——张荆先生访谈

正30多年前,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暖大地、激情燃烧的岁月,青年才俊张荆先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老先生等老一辈犯罪学家的带领下,开始青少年犯罪研究,现在依然执著于接地气的犯罪学和青少年犯罪的一线研究。     

论犯罪界定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

犯罪是由法律界定的 ,这只是一种表面认识 ,其实在其后潜藏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社会生产力是判定犯罪的终极标准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犯罪界定的变化 ;而犯罪的确定更是离不开国家的标定 ,国家刑事政策的变化则直接会导致犯罪界定的变化     

论公安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公安执法力求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分析公安执法实践中“三个效果”不一致的种种成因，要正确理解在执法中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要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践行“三个至上”的理念，加强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运用理性、文明的执法方式，提高正确处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的水平，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政治素养和执法水平，从而实现公安执法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一致性。     

经济与犯罪之普遍联系形式(下)

统计资料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与犯罪的联系形式多种多样,这使二者关系之“正相关说”和“反相关说”都难以成立。而“弱相关说”或“不相关说”也易被误解为二者没有重要联系。实际上,若把视角移至私有经济比重和经济发展类型上,就会发现经济对于犯罪的作用极其重大,彼此之逻辑关联也很确切。其中最显著的是,犯罪水平和走势都主要由私有经济比重所决定,规模扩张型经济的发展一般都会引起犯罪增加等,尽管在政治、人口、文化等因素影响下也有例外。     

清代前期移民台湾与福建社会经济的变迁

清代前期的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在迁入台湾的大陆移民中，８０％来自福建。移民来到台湾后，与迁出地福建仍保持密切联系，两地社会经济形成互相影响的良性关系。以往在谈到这种互动关系时，多注意到移民对开发台湾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很少谈及移民的迁出对迁出地的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减轻福建人口压力清代福建移民台湾的原因可用“推———拉”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从性质上可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前者是指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如自然灾害…     

经济与犯罪之普遍联系形式(上)

统计资料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与犯罪的联系形式多种多样,这使二者关系之“正相关说”和“反相关说”都难以成立。而“弱相关说”或“不相关说”也易被误解为二者没有重要联系。实际上,若把视角移至私有经济比重和经济发展类型上,就会发现经济对于犯罪的作用极其重大,彼此之逻辑关联也很确切。其中最显著的是,犯罪水平和走势都主要由私有经济比重所决定,规模扩张型经济的发展一般都会引起犯罪增加等,尽管在政治、人口、文化等因素影响下也有例外。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既有赖于社会资本,也有赖于政治参与。本文采用2013年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组织和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制度性政治参与对社会融合主要产生积极影响,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主要是消极影响。解决农民工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多层次融合的复杂社会问题,政府必须优化社会政治生态,在制度体系框架内促进建立平等、包容的共通性社会资本,引导农民工有序进行制度性政治参与,消除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政治话语变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分析和政治实践的方式,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理论、学说由思想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的具体过程。90多年来党的话语的变迁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分析和解构党的话语的发展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防范自然灾害事件向社会安全事件演变之初探(一)

中国属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种类较多,受灾损失巨大,其中广西自然灾害也相当严重。自然灾害事件易于演变成为哄抢、上访请愿、抗议游行、群体乞讨、暴乱骚乱等类型的社会安全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有关部门对灾害处置不当,诸如救援工作迟缓、生活安置疏漏、心理疏导缺失、舆论引导偏向、治安防范失控等。有效防范自然灾害事件向社会安全事件演变,必须抓好灾后救灾、帮扶、管控、抚慰、舆论引导等薄弱环节的工作。     

防范自然灾害事件向社会安全事件演变之初探(二)

中国属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种类较多,受灾损失巨大,其中广西自然灾害也相当严重。自然灾害事件易于演变成为哄抢、上访请愿、抗议游行、群体乞讨、暴乱骚乱等类型的社会安全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有关部门对灾害处置不当,诸如救援工作迟缓、生活安置疏漏、心理疏导缺失、舆论引导偏向、治安防范失控等。有效防范自然灾害事件向社会安全事件演变,必须抓好灾后救灾、帮扶、管控、抚慰、舆论引导等薄弱环节的工作。     

社会治理创新与规范执法行为之思考——以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为视角

从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迁,即社会治理创新由管的行为模式到治的行为模式。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应对社会风险。坚持依法治理促使警察机关创新执法理念、体制机制和执法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措施,健全和完善规范警察执法行为的机制与途径,实现法治公安的任务目标,使之适应社会治理创新的变化与要求。     

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理论取向。基于上海市的实证调查数据,通过因果模型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民主观念在解释政治信任来源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民主观念对政治信任的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说,上海居民的政治信任主要取决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和对社会冲突的认知状况,民主观念在政治信任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因子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更多地受到社会冲突认知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够改变中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这反映出文化主义在青年群体中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更强。     

腐败之经济效应与社会危害性辩析

贪污贿赂等犯罪作为一种腐败现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绝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关注祖国前途命运的人们,莫不对腐败深恶痛绝,“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更是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对这场关系到改革开放和国家命     

国家、社会与政治——英语学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英语学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极权主义分析模式(1940-1960)、现代化以及多元论分析模式(1960-1970)和国家-社会分析模式(1980-).本文对各个分析模式不同的理论预设和学理指向作了尝试性的考察,并抽绎出这一衍变过程对汉语学术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可能具有的某些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