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方法指引下的司法判决文书改进

司法判决书,可以说是法律方法运用的结果体现.目前的司法文书存在着法律论证不足与语用规范缺失的问题.司法判决文书关联着当事人、司法系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对社会大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必须对现存的司法判决文书进行改进.在法律论证方法——逻辑、修辞、商谈的指引下,在法官执业规范而非法律层面上确立逻辑论证的责任;规范语用规范...     

立法论证的基本方法

立法论证是对立法资源进行有效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对于增强立法的科学性、产出质量优良的法和保证法的实施至关重要。好的论证离不开正确的方法。逻辑、修辞和对话的方法均适用于立法论证,此外还有一种实证的方法,强调通过实践理性达到论证目的。     

法律修辞说服理论的语用有效性分析

作为对司法过程中价值因素予以较多关注的法律修辞方法,其本身修辞论证过程就是一种建立在语用学转向基础之上的说服性实践论辩。因为无论微观修辞技巧还是宏观修辞论证,都是一种语用型式的表达,论辩中的语用有效性是修辞说服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和把握拓展着有效性概念的理解,使对案件的分析由静态关注转向动态研究;二是主体间性共识的达成,保证判决得出作为“好论证”而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论修辞的逻辑论证功能

修辞与逻辑关系之一就是修辞理论具有说服论证功能。我们可以从修辞的现代含义引出修辞的逻辑论证功能,并从修辞的历史渊源上给以论证,然后从修辞手法的角度对中国先秦诸子修辞理论给以分析,说明其具有逻辑论证功能。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论证的性质和规则——司法的能动性及其限度

法律论证过程中，逻辑、修辞和论辩方法都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明确强调的是以下两点：法律论证需要理性讨论；逻辑演绎的有效性是法律理性形成的基础。法律论证的性质：法律论证是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创造性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寻求一般性前提理由的方法；法律论证是批判性的、全面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法律论证的性质说明司法有其能动性。把法律论证置于动态背景——论辩之中讨论，从认识论、逻辑学和法律的角度看，法律论证需要考虑一些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表明了司法有其限度。     

诡辩破斥中的仿拟修辞技巧

诡辩是一种曲解事实、违反逻辑的论证,运用仿拟修辞来破斥诡辩,既诙谐、幽默,又能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要巧妙运用仿拟修辞技巧必须掌握该修辞技巧中的比仿式、喻仿式两种表达方法。     

诡辩破斥中的仿拟修辞技巧

诡辩是一种曲解事实，违反逻辑的论证，运用仿拟修辞来破斥诡辩，既诙谐、幽默，又能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要巧妙运用仿拟修辞技巧必须掌握该修辞技巧中的比仿式、喻仿式两种表达方法。     

对话思维在刑事公案中的运用

一个正当的法律决定必须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与对话制度才能形成，把法律意义上的真理与通过沟通形成的共识联系起来。立法过程、诉讼程序的设计体现了对话协商的思想。在刑事公案的审理中，刑法规范的选择适用以及判决书的论证也应该以对话思维方法为出发点，对各方观点包括民意进行辨析和鉴别，理性地吸收合理部分，使公案的判决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统一。对话思维的运用必须限制在刑法的框架内，就是说，对各方意见包括公众意见的吸收，都必须能够有相关的刑法规范作为依据。     

论民事判决理由修辞功能的司法价值

民事判决理由修辞功能是法官在制作民事判决理由时理性选择的证明,其所具有的司法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之所以具有司法价值的原因,源自于对民事判决说理要求的回应;源自于满足当事人诉讼目的的现实性;源自于解决民事纠纷的必然性。归结起来,民事判决理由修辞功能的司法价值主要表现为求真与求善,中国古代某些判词的修辞表达与论证的方式将这两种司法价值表现的淋漓尽致,其中所蕴含的判词制作方法与断案思想对现代民事审判也颇有借鉴意义。但是对于现代民事判决理由写作而言,要实现民事判决修辞功能求真与求善的司法价值,法官除了借鉴古代司法判决写作中的有益因素之外,还必须严肃对待民事判决理由的修辞功能,防止因为修辞的滥用而滋生某些违法行为。     

判例法的修辞论证传统——论佩雷尔曼新修辞学与判例法传统的相通性

英美的判例法传统与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存在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注重对于具体情况而言的合理,主张通过修辞论证取得大众认可,从这个角度看,判例法传统是注重个案正当性的说理传统。英美的判例法就是在个案论证中逐步演进发展的,修辞论证是典型性说理方法,基于当前我国判决书说理过于简略的现状,这种注重个案合理性的修辞说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律修辞（学）与法律方法论

法律修辞学与传统法律方法论没有太紧密的关系,甚至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方法的法律方法论还排斥在法律应用中的修辞。但是自从非形式逻辑研究兴盛以来,法律修辞学的地位迅速攀升,并且促生了法律论证方法向纵深发展。在很多学人看来,法律论证的方法属于法律解释学的最新发展,是一种新的超越涵摄理论的解释方法。法律修辞学以及法律论证理论,迎合了能动司法的需求,使法律解释的开放性进一步得到张扬。法律修辞对法治建设来说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叙说了他的正面作用。     

论“用逻辑讲政治”——“用学术讲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

用学术讲政治包含多方面的要求,需要具备较高的学术分析论证能力,其中包含较高的逻辑分析能力。"用逻辑讲政治"是"用学术讲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用逻辑讲政治,就是在教学中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重要概念、重要论断进行深入分析,进行严密的推理论证,增强教学的理论说服力,从而促进用学术讲政治取得较好效果。     

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以“崔英杰案”为例

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还原的程度关系到法官的正确裁断。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修辞的方式来论证这一事实还原过程。法律事实还原必然需要通过修辞来进行,使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并提供可供论证的知识,从而使得命题具有说服可能;但是修辞论证也必须围绕自然事实,即修辞存在客观不能和优化可能。修辞论证帮助我们在法律事实还原中限制价值判断的恣意,成为通向法治的通途之一。     

论判决推理的法学内涵

判决推理不单指从前提(即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到结论的推导过程,而是法官运用各种法律理由论证特定法律判决行为尤其是判决结论的证明过程。判决推理的主体限于法官,它是法官围绕判决活动而进行的逻辑思维活动,是一种实践推理,是一种寻求判决理由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证明活动。     

修辞论辩认知性研究

认知研究是各学科领域的研究焦点。认知修辞学认为知识不再是客观、固定的自然现象,而是需要通过修辞论辩指出、论证,并且通过修辞者和受众的"互动"才能产生的。修辞三段论的省略式在提出有效和可靠的论辩内容的同时,论证中的缺失部分由受众在参与论辩过程中做出补充,从而实现了对知识的构建。     

冤案的呼唤:法律人需要加强逻辑素养

古今中外都有冤案发生,近年由于几大冤案在我国接连出现,冤案问题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冤案的酿成有着复杂的因素,其中也有逻辑意识的淡薄、逻辑规律的违背、逻辑规则的违反和逻辑论证的不足等逻辑因素。法律人应具备相应的逻辑素养,在逻辑意识和逻辑思维中执法,以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培养逻辑素养需要学点逻辑知识,锻炼逻辑能力,运用逻辑艺术。     

法律论证客观性的寻求——以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基点

在中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完善法律论证方法对司法裁判的制约。法律论证的根本目的是证立司法裁判。司法裁判要成为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结果,必须具备客观性;要实现客观性,则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要素: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对真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真理的寻求;对正当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实践的正义追求;对合法性的要求体现了规范性的要求。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对这三者的实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因此需要在法庭场域内使得客观性通过论辩得以呈现,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人们把握的、能够排除某些因素干扰的判决结果。同时论证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需要支持性的理由,对支持性理由的客观性的接受,强化了作为论点的客观性,并因此实现了可接受的判决的合理化。     

法律逻辑、选择的空间与司法创造性——朱利叶斯·斯通的法律逻辑思想

朱利叶斯·斯通是当代著名法学家、综合法学的杰出代表,他主张综合逻辑、正义与社会事实而达致一体化法理学。在法律逻辑方面,他认为,逻辑是必要的,但它不能得出唯一正确的判决,存在一个法官选择的空间,在法官做出判决时,要将正义的因素和社会事实的因素纳入一体化的考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