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论——以对物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为视角

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财产权,由于我国目前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侦查机关按照其内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的监督,极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为有效地制约侦查权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构建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制度。     

论命案强制鉴定制度的建构——以预防侦查错误为视角

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刑事冤案中,侦查错误可谓错案之源,而在一系列侦查错误中侦查鉴定无不扮演着帮凶的角色,囿于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纠错功能的有限性,建立命案强制鉴定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按照制度规范的一般原理,命案强制鉴定制度的基本构成包括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实体性要素主要包括鉴定主体、鉴定范围、鉴定标准、鉴定效力等内容;程序性要素主要包括鉴定的启动、告知、异议、救济等内容。诚然,命案强制鉴定制度不能完全杜绝侦查错误的发生,但是可以减少侦查错误发生的概率。     

论侦讯对话的任意性与强制性

侦讯是一种法律性对话，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侦讯对话的强制性有内在的强制性和外在的强制性之分。内在强制性是意识到法律制裁而带来的心理压力，它强制的是当事人的内心。外在强制性是对当事者人身自由的限制，它们都需建立在证据的基石之上。侦讯也具有任意性。在侦讯中，法律强制性是绝对的，人道任意性是相对的，有对策条件的，任意性存在于强制性之中。     

论侦查中冤假错案的遏制——以侦查讯问为视角

近年来,冤假错案吸引着人民的注意,刺痛着人们的神经,人们在谴责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不利的同时,也开始质疑司法的公信力。通过对冤假错案的综合分析来看,其产生与刑讯逼供密不可分。因此,对刑讯逼供能否有效遏制,成为能否减少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因素。     

论犯罪与被害的互动性——以侦查心理为视角

从侦查心理的角度,作案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行为互动和心理互动。显露的矛盾冲突、隐蔽的情绪冲动、潜在的事态危机中,都表现着被害的可能性;犯罪与被害的激情状态、应激状态、分心状态,或其反常行为里,都隐藏着一定的必然性。所以,斯德哥尔摩现象、犯罪与被害的角色转换、角色转换的复杂性等,都是案件侦查需要关注的心理现象、行为特点和法律问题。     

任意侦查行为论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行为是否由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任意侦查行为具有保障人权和提高侦查效率双重价值,因此受到了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重视。但任意侦查无需司法令状原则的约束,事前司法审查的阙如容易导致任意侦查权的滥用,因此各国对任意侦查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     

侦查结构比较研究——以检警关系为视角

侦查阶段的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中审前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诉讼法律关系,它决定了侦查结构,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及被追诉方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侦查工作如何展开。侦查程序是审前程序中的核心程序,对于发现收集犯罪证据,用于揭露证实犯罪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检警关系是侦查程序中的核心法律关系,因此研究检警关系对于如何构架侦查结构、完善审前程序有着重大意义。本文着重对世界各国审前程序中不同检警关系模式进行考察,分析其不同之处及形成的不同原因,以此为我国侦查机构检警关系的完善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并希望对其他学者有所启迪。     

任意侦查视角下信息化侦查的规制进程

信息化侦查理论的提出由来已久,而相应的法律规制却越发趋向于应景式研究。究其实质,源于对相关侦查行为手段的实质性界定紊乱,使法律规制置于理论架构模式之上而缺乏现实考量。信息化侦查的侵权层级划分应从行为性质上判断,即通过任意侦查理论中主观侦查相对方意志、客观侵犯权益性质及行为必要性三方面结合具体实践情况对相应的侦查手段性质进行判断,从而对信息化侦查做出不同程度的法律规制。     

论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新模式——以刑诉法修改为视角

新刑诉法修改后,对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侦查的确立、证据种类的增加、证明标准的修改、相关强制措施适用条件的改变,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规定了律师提前会见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也使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着严峻挑战。     

以犯罪现场为视角论反侦查的应对策略

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中实施的反侦查行为,给侦查机关在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刻画犯罪分子等方面,造成一定的障碍,带来一定困难。以犯罪现场为视角,对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心理、行为特点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总结反侦查行为的规律,做到从人到案与从案到人侦查模式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识破犯罪分子的各种反侦查伎俩,做到知己知彼、敌变我变,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     

论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侦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强制侦查因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潜在威胁而要求在实践中遵循相应性原则、法定性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我国应当完善强制侦查的立法 ,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和完善的强制侦查救济制度 ,以实现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以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为视角

在我国，一部分行业协会由于法律规定了潜在成员的强制加入而成为强制性行业协会。在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框架之下，此类行业协会所享有的成员管理权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并没有与一般社团组织权力作出区分，而是被笼统定位于私法权力，并因此在实践中面临困境。实际上，在对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的路径中，存在着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力的双向展开的可能，并在实质-形式的关联中实现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的融合。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是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大有可为。     

侦查程序之矫正——以人本精神为视角

关注人的社会主体地位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学术理论研究和司法制度改革关注的重点。在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中，侦查主体依然“职权主义”倾向严重，侦查权力变相扩张，侦查程序监控缺乏实质性法律保障，人权保障与权力扩张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以人本精神为核心，推进侦查程序的法制化建设，通过侦查程序之矫正，实现在侦查程序中当事人权利与侦查权力的合理配置。     

侦查假说特点研究——以系统论为视角

侦查假说,是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思维过程。侦查假说系统建构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案件能否侦破,犯罪分子能否最终被绳之于法。将侦查假说作为一个系统,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其具有多元性、层次性和动态开放性的特点。同时,只有对其正确的认识,才能增强广大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侦查假说系统的认同度,并提高侦查假说的建构质量。     

论侦查法治的重构与完善——以侦查实体为研究本位

法治作为一种宏观的理想治国方略和社会控制形式,以其超然的魅力赢得了无数法学家孜孜不倦的努力追求。同时为了实现普遍的社会安宁与发展,必须将法治融入与其相适应的现代文明社会,作为指导社会活动的一种理念、一种原则、一种思维模式。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矛盾解决途径,在获得刑事法律有效规制的同时,更应包含朴素的善良法治精神内涵。由此,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程序,侦查需要法治土壤来结出理性之果,是为侦查法治。     

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论纲——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行政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诉讼过程的运作无不涉及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如何规范与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行政诉讼不可回避的问题。     

物证与物证信息新探——以技术性侦查为视角

技术性侦查的认识起点和活动中心是物证信息，探求物证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性。物证信息从观念层面过渡到操作层面必须依赖物证特征及物证结构作为中介。通过物证信息的解读，使技术性侦查系统具备了客观的运作依据。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