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汶川地震以来对自然灾害治理的社会科学研究态势分析

汶川地震后,关于自然灾害治理的社会科学研究增多。分析发现,在对灾害的研究过程、灾害类型、治理主体类型、内容分类和研究视野维度的量度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但在趋势上,研究结构和状态已经逐渐由失衡向均衡转变,由零散向整体发展;多学科、跨学科灾害治理交叉研究趋势明显;从制度到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但结构性和规范性因素对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制约,对宏观的灾害结构—制度与微观的过程—事件衔接仍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基于此,未来关于自然灾害治理研究应更加关注灾害治理"整体政府"和"社区减灾"视角下的灾害基本问题的共识研究,形成灾害治理研究的共同学术话语体系。注重实证主义取向的有效性研究和地方性知识积累,注重资料与数据积累以及数据库建设,借鉴国际灾害治理经验,构建我国本土化灾害治理理论体系。     

非常态治理:关于建立"准大部门制"应急管理体制的思考——来自烟台市的调研报告

非常态治理是政府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建立一个良好的应急管理体制则是实现政府良好的非常态治理的一个必要前提.本文通过对烟台市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政府的应急管理体制尚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建立一种"准大部门制"的应急管理体制,以适应当前我国政府应对越来越多突发事件的需要.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灾害治理：政府与公益组织的良性互动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灾害治理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在灾害治理申,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其它公益组织所不可取代的。在灾害治理中,政府必须而且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并非包揽一切．因为政府功能也有其边界与限度。雨公益组织在某些方面却可以发挥政府所起不了、不好起、起不好的作用。影响金社会的灾害,要动员全社会来治理。这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