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绩考评制度的结构性偏失及其矫正

我国政绩考评存在着结构性偏失,其具体表现是:在政府自我评价和社会公众评价之间偏向政府自我评价,尤其偏向上级领导评价;在经济绩效评价和非经济绩效评价之间偏向经济绩效评价;在数量指标评价和民心向背评价之间偏向数量指标评价。重构科学的政绩考评制度,应把握以下三点:明确科学政绩考评的三个逻辑前提;确立政绩考评的整体结构;以行政结果作为政绩考评的侧重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及其建构

在当今时代的学术语境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极富张力的哲学范畴,不仅业已成为一种理论视阈和研究范式,而且业已成为一种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价值理念、价值尺度、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然而,无论是对其作何理解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新现代性"。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为指导,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阈和思想维度来看,与建立在"理性"或"启蒙理性"基础之上的以"资本"或"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性"不同的是,"人民性"不仅直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及其由此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且直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以"人民性"为根基和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原创建构,不仅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和超越,而且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以更加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以"人民性"为中心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正确处理好"资本逻辑"和"人民逻辑"之间的张力关系,防止和遏制"资本逻辑"对"人民逻辑"的渗透和侵蚀。     

廉能激励相容:完善干部考评机制的理论向度与实施进路

<正>"廉政"与"能政"是反腐败压倒态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两大背景对干部履职要求的一体两面,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能政"与"廉政"背反现象,"能人腐败"与"为官不为"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对政府创新力和公众满意度都构成严重危害。以激励相容原理为基础,研究发现我国现行干部考评机制中存在着激励目     

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

"政绩出干部"揭示了政绩表现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现了地方官员在政绩激励下的行动逻辑。党管干部、分层考核和绩效晋升共同构成激励地方官员施政的制度要素,形成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可以区分为"正向和逆向""强与弱"两个维度,并且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中央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地方官员是被政绩激励制度塑造的理性行动者,他们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根据政绩评价指标结构的变化和激励强度的调整而选择施政的重心和方向,寻求政绩指标的最大化。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激励机制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遵循并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逐步由“四化协同”过渡到“数实孪生”,最终实现“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目标。微观基础视角，财税激励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中观载体视角，财税激励通过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宏观保障视角，“分权+考核”激励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积极作为，营造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财税政策应聚焦发展基础、应用场景和数字化转型，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财税支持力度；深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深化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财税政策，提高激励效用水平。     

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研究

文章围绕政绩考评体系的完善问题,全面分析了政绩考评指标、政绩考评主体、政绩考评相关条件等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对策。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中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制度、程序三维视角的思考北大核心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具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拓展民主参与渠道、提升协商民主质效等重要价值。从主体、制度和程序的逻辑分析框架看,当前村级议事协商存在参与合力不足、制度不够精准和程序运行低效等现实困境。为此,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从问题解决到主体能力提升的功能性转变、从宏观的制度安排走向微观统筹、从形式上的程序理性走向实质有效,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治理新动能。     

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

人类社会反贫困的努力始终受到诸多悖论的挑战,"政策依赖行为"便是一种与政府扶贫实践几乎如影随形的顽疾,存在于整个贫困治理过程当中,更是中国接下来以相对贫困为主题的后脱贫攻坚时代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当前,理论和实践界对以"等靠要"为表征的政策依赖行为,更多地是从宏观上作出贫困人口道德瑕疵等感性归因,进而提出宣传教育、积分奖励、约束惩戒等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提供长效的制度性解决之道。通过激励理论之"需求—动机—行为"的基本逻辑可发现,政策依赖行为是对激励理论的现实背反:政府的扶贫政策供给作为一种外部干预性激励因素,当它作用于部分扶贫对象之后,产生了与预期激励目标(帮扶起来)相反的效果(滋生依赖)。面对避免贫困治理政策失灵、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挑战及任务,以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等经典激励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背反现象发生机理开展微观层面的挖掘剖析,可进一步找到政策依赖行为矫正的关键路径——政策供给调适,具体包括转变政策供给机制、政策供给重点、政策供给理念和政策供给方式。     

形而上学研究的主体视域初探——形而上学境界论演进的一种理解

考察西方哲学历史演进中主体概念变迁与形而上学逻辑进路的内在关系,在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中,表现为在基本设定中的亲和关系和在生成进程中的一体化进展;并隐匿于马克思以现实的人重构主体,将形而上学的历史性、现实性、价值性理解为人的基本属性的内在逻辑中;直至在异质性主体徜徉的现代微观形而上学中,开显为基于"转向自身"形成的个体主体化进展。总的说来,主体由同一性向异质性的转变,以及形而上学的微观个体化进路,交织出主体境界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研究归宿的判断。主体境界表征现实的人的自在、自为、自觉、自律的存在方式,及其与自由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内在张力,它通过个体形而上思维再现人对现实的认知图景,提供给人的感性活动以价值原则的方式,促使人从主体境界中获得合理性、合价值性和合道德性的行动目的和行动方式。故而,主体境界表现出现代形而上学个体性与关系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等多重维度的交织。     

对“有权不可任性”的政治思索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是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幽默表述,这不仅是一句流行的话语,更是建设现代政府的宣言,有着深刻的政治意涵。从宏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优化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从中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从微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权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