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变迁中的双重吸纳——基于国家与城市关系的历史视角

城市化同时是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具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城市的发展有一个从城市国家到国家城市的身份转变。当城市进入国家政治之后,国家与城市不可避免地把自身的权力结构嵌入了对方政治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在国家的形成中,也体现在城市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国家与城市权力关系调整的过程,国家无法吞噬城市,城市也无法侵蚀国家,城市与国家在双向的政治吸纳中实现城市主体的独立性,也维护着国家的整体性。     

人民主权、城市权利与美好生活——城市“人民性”的三个面向

城市“人民性”是涉及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人民、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都对城市“人民性”问题作出了讨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建立属于劳动人民的城市政权,实现城市的人民主权是城市人民性的基本要求。西方城市理论在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城市属性的前提下,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对城市的控制和剥削,强调人民的占用权和参与权以彰显“民享之城”与“民治之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中,城市的“人民性”既不仅仅是“占有”意义上的宣称,也不光是一种“权利”表达,而是嵌入在整个日常生活场域的实践,它要求将人民性贯穿于城市的规划、发展、治理与营造的全过程,并最终体现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体验。     

城市公共管理与市民参与的实践：政治后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解决

当代公共事务的运作存在着一种后现代性的危机，其凸显了市民参与的匮乏现象，因而城市的公共问题总是无法有效地获得解决。而且城市的政策议题之性质较之于全国性的议题，其通过市民参与解决争议的可行性更高，故为更有效地解决城市的公共问题，政府实应致力于促进市民实质地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本文首先勾勒公共事务运作过程中的後现代性危机——市民参与匮乏的现象；其次，从规范性的角度，阐述城市公共管理者应具备的基本认知；最后。提出城市公共管理可以采行的一些促进市民参与的机制设计。     

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古代遵义城市变迁初探

从城市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古代遵义城市的变迁,总结遵义城市的发展特点,向人们展示遵义城市的历史面貌,可以提高遵义城市的历史价值。古代遵义城市发展的特点有二: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内部空间无秩序性。     

人民城市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理念,致力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城市文明体建设,体现了城市人民性的根本属性,开创了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与繁荣的“人民城市论”新型理论范式的建构之路。人民性是人民城市论的本质特征,城市功能性的不断扩容将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联结起来,推动城市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有机统一的人民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城市发展从有机体向生命体再向文明体的演变历程中,人民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得到确立,人民城市成为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世界窗口。新中国成立以来,超大特大城市在实现国家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阶式战略目标过程中,努力建构回应人民需求、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价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城市。人民城市的建设与实践,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新型发展道路,又标志着人类社会城市理论新范式的建构与成长,对于构建人类城市文明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历史与实践意义。     

本土企业践行深圳城市精神的启示

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深圳城市精神,其主要体现之一是志愿者精神。本文从招募、培训、激励、保障机制等方面对志愿者精神进行了探讨,阐释了志愿者精神的社会价值。深圳本土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志愿活动,是志愿者精神的重要实践者,践行了深圳城市精神,塑造了精神文明的楷模。     

城市政治:研究进路与知识协同

城市化于外在看是一种经济现象,究其质里则是政治在城市的空间投射,隐藏着权力与权利的张力逻辑。如何正确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问题与实现城市治理的社会回归,呼吁城市政治学的理论阐释。遵循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逻辑,西方城市政治研究经历了精英论与多元论、增长机器论与城市机制论、公共选择论与新区域主义论等流派,成为解构西方城市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在借鉴国外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城市政治研究开始了本土化创新,当前聚焦于城市空间政治、城市权力与权利、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抗争运动等多维论域,初步回应了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诉求,也提出了中国城市政治学的建构愿景。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业主维权与城市政治

政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政治学的研究应有两个基本维度,即政治国家或政治制度的维度和日常社会生活的维度。新世纪以来,城市社会不断发生的"业主维权行动",为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微观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业主维权行动"既是形成身份认同的社会行动,也是从利益诉求到主张权利进而自主创制规则的公民政治行动。业主组织与资本组织和行政组织,围绕利益、权利、规则而建立起的复杂博弈关系及表现出的内在延展逻辑,证明着政治的原点可能不是别的什么,乃是日常社会生活的自然延伸。     

进入城市的农民: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逐渐为城市权利所瓦解。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长期以来农村的集体耕作与农业生产启发了农民集体权利的形成,因此,在这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移民过程中,农民进城体现为个体城市权利的实现,本质上却是集体城市权利的实现。为了维系城市的空间安全,城市政府通过积分落户等城市政策实现农民的个体权利,但是这一政策事实上形成农民精英的个体抽离,从而削弱了农民集体性权利的实现。     

马克思技术观的环境伦理尺度

马克思技术观中蕴含着当今环境伦理应当确立的技术尺度。一是超越异化思维,塑造技术的自在尺度:异化思维的标签使技术异化,展现技术的自在性才能克服技术异化;二是超越经济人思维,塑造技术的人本尺度:技术是为人的,应当从生态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来推动技术发展;三是超越抽象化思维,塑造技术的时空尺度:技术是一定社会中的历史性存在,技术运用要顺应时空演进规律。     

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性初探——以南宁市为例

构建符合生态审美理想的美丽城市,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城市环境是人类世代承继构建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从构建目标、构建主客体和构建载体等要素来考察,城市生态美具有区别于艺术美领域的实践建构性显著特征。结合建设美丽南宁的实践案例深入探讨城市生态美的实践构建性要素及其优化,对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美丽城市创建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科学发展的评价尺度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种发展，既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人本身的发展。因此，要做到科学发展，就必须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作为科学发展的评价尺度。     

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尺度

鉴于文化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密联系,近30-40年来,国外一些学者试图寻找出一种可以用来衡量不同文化间价值观差异的普适尺度,从而进一步探讨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一种新的范式——一种聚焦于文化价值观的理论——正在逐渐填补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依附论垮掉以后所留下的解释真空。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文化因素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问题。     

政治变迁中的民族与边疆治理

20世纪是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的欲火烧遍世界各地,一批新生的民族国家在燃烧中奋而崛起,当代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而民族国家仅是一种国家形态,在其构建起来之后,国内仍然会存有多元的民族构成,同时,由于国家形式的确立,国家的边疆也就随之而形成。缘此,为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着眼于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城市的批判性认识及其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开辟出一条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19世纪“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形态联系起来的现代城市批判路径,其所确立的现代城市观集中于资本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及日常生活四个维度进行逻辑展开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城市批判认识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对主宰现代城市生活的资本逻辑的根本扬弃,对人作为城市价值轴心的根本复归,对资本主义城市现代性的超越以及由此生发出对未来城市社会的美好展望,并在方法论上为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找回治理的“人民性”:人民建议征集的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北大核心

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找回治理的“人民性”成为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聚焦“找回治理的‘人民性’”这一核心议题,系统考察人民建议征集的发展历程、实践创新、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人民建议征集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目标,通过汇民智、集民情、惠民生和聚民利四大机制实现了公共价值共创;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建议征集以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工具的整体协同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即通过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理念创新、高效联动的治理制度协同以及技术化和柔性化治理工具的融合运用,使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彰显治理“人民性”的制度保障。人民建议征集研究为“人民城市”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     

论我国城市公用事业规制边界的动态变迁

城市公用事业因其具有自然垄断特性而成为政府规制的传统领域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需求扩大以及市场范围的变化,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边界不断地发生变化,使得政府规制的边界也相应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动态变化特征,及时调整规制的思路、范围和具体方法,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