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行政新理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形成了各种公共行政现象,出现了美国沃尔多在《行政国家:美国行政学的政治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的“行政国家”。因此,重构现代行政精神,树立现代行政新型行政理念,适应社会的整体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新的发展时代我国政府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应遵循的行政理念是:法治行政理念、责任行政理念和服务行政理念。     

行政体制改革下一步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同时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全新的概念。究竟何为政府治理？初步来看,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     

西方国家治理变革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治理型的公共行政,与传统的行政模式相比较,治理不仅具有全新的内涵,而且正在成为指导行政改革的一种新理念。在治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掀起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实践和经验,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模式。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

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各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开始变革其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模式和非管制模式等现代公共行政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以惯之的以命令行政、人情行政、经验行政、多层行政、受控行政和身份行政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权力行政模式开始受到冲击.政府管理开始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公共行政模式.以承诺行政、制度行政、技术行政、参与行政、自主行政和契约行政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行政模式是中国政府未来理想的公共行政模式之选择.中国政府在转型时期的公共行政模式处于发展之中,以变革求适应,将会以权力--服务混合行政模式作为其过渡模式.     

推动行政发展的新方案——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在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中 ,政府是直接担负着社会治理使命的组织系统 ,政府中的公共行政状况 ,对于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何提高公共行政的质量与能力的问题 ,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张康之的新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一书 ,通过对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两种“后官僚制模式”替代性方案的全面剖析 ,进一步提出了伦理化的方案。一、关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方案2 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一批年轻的行政学家们发起了“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运动对主流行政学发起了挑战 ,试图清算主流行政学…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权威解释模式,即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与行政吸纳社会。本文通过对一个乡镇基层文联成立与运作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对此,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新解释模式,并把它与“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以及“行政吸纳社会”分别开来。“行政吸纳服务”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占据主导性地位,社会依附于国家。“行政吸纳服务”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略论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领导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中“企业家政府”力主“掌舵”的行政领导模式，政府行政领导效能由此明显改观，并且推进了治理变革，但也造成参与价值的隐去、社会公平的缺失与治理易于失灵等问题。后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改革由此尝试“共享领导”的新型行政领导模式，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增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施愿景型领导等几方面，从而相应弥补了企业家政府掌舵模式所存在的诸多缺陷。     

行政民主化进程中的行政法制革新及走向

西方国家相继掀起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其重要价值导向之一是将民主精神贯彻到公共行政领域,通过缩减和优化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管制,还权于社会等措施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由＂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当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行政民主化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     

试论行政权力折射现象的负面作用及其防范

一 行政权力是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但是,人们常常把法律化的行政权力人格化,似乎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头上都拥有“权力光环”。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在行政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一是在法定的权力范围内、依据法定的程序执行公务,对这种“阳光普照”式的依法行政的行为我们称之为行政权力“直射现象”;二是直接将公共行政权力当作个人的权力和资本,谋取个人私利,我们称之为行政权力“反射现象”;三是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的影响力为家人或他人谋取私利,我们则称之…     

论行政伦理观

行政伦理观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是国家公务员和各级政府、各类行政机关等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行政伦理观以其深刻的內涵体现在公共行政的各个实践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实践价值;此外,行政伦理观还具有重要的行政学价值。     

从行政学的历史中解读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向

行政学的产生是与“管理行政”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是政府社会治理方式从统治向管理转化的结果,是关于“管理”的科学。行政学作为一门科学被提出来,是威尔逊、韦伯等人的贡献。这门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片面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来说,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西方行政学的学习和借鉴上,需要根据中国的“服务行政”模式去进行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需要通过研究中国的实际来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     

略论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德治为本”的社会,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光辉的行政伦理思想和丰富的行政伦理实践,其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不能满足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要求,需要对之进行现代的诠释和整合,促进其现代转化,方能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基石。具体来说应该从伦理精神、伦理生活和伦理制度等三个层面来探讨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公共性研究对行政伦理的影响

公共行政学界存在注重"行政"研究和注重"公共性"研究两条主线,前期前者占主要地位,后期后者获得充分的重视.两者对行政伦理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公共性研究在行政伦理的内涵界定上,许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研究.这种全新的内涵界定,扩大了行政伦理的视野,但是也使行政伦理存在内涵冲突.     

行政美学初探

公共行政或公共行政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具有美学即行政美学的意义。作为行政哲学分支学科的行政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公共行政实践活动中寻找行政美的本质及其规律,促进行政美的创造。研究行政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在追求行政管理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实现和谐行政。     

中国行政学的分期及行政组织发展的反思

中国行政管理学是在两种不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兴起并不意味着行政学的研究进入衰落时期;中国公共行政体现出“二元”与“多元”特色,这是中国公共管理有别于西方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必须始终把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当成首要任务,重新审视政府的职能与角色;“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先人后己”的思想在公共管理中是不现实的和不合适的;法律、制度建设与创新仍旧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任务。     

直面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和能力挑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第28届大会观点综述

2010年7月,第28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主题是"新形势下的公共行政:限制性、创新性和持续性"。共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有70多名代表在各种类型的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这次会议的基本特点是:亚洲学者与官员参与程度高,政府职责、能力与治理模式是研讨重点,实证研究成果是主体,更为关注国际比较,公共行政实践领域与理论研究领域的互动明显。会议主要观点是: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民营化需要重新评估,公众回应性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与能力需要重构。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实践经验与教训是:权力的合理有效行使是权力下放的必要条件,技术创新是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的有效途径,政府能力建设是提升公共行政质量的基础保障。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是:深入研究行政改革理论,兼顾效率和公平,加强政府职能配置与治理结构建设,关注行政方式的优化和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     

"行政国家"解析

自托克维尔以来的政治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国家内部的行政机构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复杂性;这一趋势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大强化,行政开始包裹政治。当代的行政学家将这一公共行政领域的发展趋势称之为"行政国家"现象。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经是行政国家。人们针对行政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政治的方案与管理主义的方案。迄今为止,没有真正有效的方案可以解决行政国家问题。     

管制之殇:中国户籍政策改革失效之因——基于"行政国家"视角的思考

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60年的沿革和变迁之后,户籍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消极的掣肘作用。尤其是黏附于户籍政策之上的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制度差别,仍然是导致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罪魁之一。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籍政策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是中国“行政国家”的核心特质——管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府本位”,而户籍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则进一步巩固了以“政府本位”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和行为逻辑,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愈改革,愈管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户籍政策改革欲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必须首先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彻底转变。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