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建立健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贡献

我们党内的请示报告制度,是毛泽东根据革命斗争发展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分散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加强党的建设着手,建立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并对该制度作了具体详细规定。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加强当时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组织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巩固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转变了党的干部作风,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为解放战争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对当前树立党中央的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建立健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贡献

我们党内的请示报告制度,是毛泽东根据革命斗争发展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分散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及演进规律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离不开包括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与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威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建章与立制、实践与探索、重建与发展、成熟与深化等四个阶段。洞穿历史现象、透视历史材料,我们可以揭示出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的发展历程至少蕴含着“两不变”与“两变”的守正创新规律、“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内外联动规律、制度变化与事业兴衰的同频共振规律等。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演变、内涵要件与功能锚定

请示报告制度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重要途径,其历经发轫、确立、波折发展、恢复完善、深化发展五个阶段,逐步发展成为体系科学、领域全面、内容合理的党内法规集群,并在执行过程中更具规范性和约束力。2019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请示报告制度的主体类型、程序要素和后果反馈等内涵要件,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践行请示报告制度有助于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对其予以不断坚持和完善。     

论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是制度?

民主集中制的原初形态是集中制,是列宁为团结分散的政治力量,推翻沙皇统治提出的建党原则。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集中制向民主集中制变迁,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的集中制。列宁时期不仅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提出时期,也是民主集中制制度的生成时期,在列宁时期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制度,但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水平不高,这也为民主集中制在苏联的异化埋下了隐患。在当下中国民主集中制同样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原因同样也是因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水平不高。因此,推进民主集中制的改革和完善关键就在于推进民主集中制制度化、程序化。     

毛泽东确立了我党的请示报告制度

请示报告制度是我党一项重要的政治组织制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这对于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毛泽东同志对我党确立请示报告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着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早在1923年12月18日,党就为建立每月报告制度作了准备、发了通告。抗战时期,由于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长期处于被分割状态.     

论党内巡视制度

党内巡视制度的建立根植于我国古代巡视制度的成功实践和党成立以来对巡视制度的理论探索。     

党内程序如何介入行政程序——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与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程序的衔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规定,明确了党内请示报告程序介入行政程序的制度安排。作为衔接党规与国法的新型制度尝试,党内程序介入行政决策程序,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必然趋势,又是宪法“本质特征条款”的重要体现。在上述制度安排中,行政决策机关不是以机关的名义履行请示报告程序,而是以决策机关内设的党组名义履行上述程序,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领导干部以自己的名义向党委请示报告。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与党内重大事项报告之间为包含关系,意味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作为重大报告事项中的一部分均应履行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程序,并贯穿于行政决策程序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百年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设立了党内巡视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党内巡视制度经历了萌芽与初创、挫折与中断、恢复与发展、完善与创新的演进过程.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的生成呈现出历史、理论和现实三重逻辑并带来重要的经验启示:新时代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巡视定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推进巡视创新,坚持完...     

从党代会暨中央全会报告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及特点

从党代会暨中央全会报告考察,新中国外交战略大体经历了四次调整,并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结合;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是革命外交主导下的战略选择;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是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的转型;80年代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则标志着国家外交原则的确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演变的三个特点:始终贯穿着由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型这条线索;党代会、中央全会对其反映具有前瞻或滞后性特点,并不总是一致;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一直未发生根本变化。     

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百年探索:演进、经验与世界意义

基于历史科学的诠释思路,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与“四维透视”,即对其“历史—空间”“革命—建设”“动员—制度”以及“社会经济事实—共同体形态”的辩证透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使命,深入剖析农村经济事实的基本面貌与变革趋向,科学谋划农村治贫的政策策略,并不失时机地推动农村治贫政策的战略迁移。中国共产党探索出贯穿生产方式全过程的治贫格局,构建了全方位的治贫协同机制,形成了“党建+”的立体化农村治贫生态。我国的农村治贫道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矫正资本逻辑下的农村贫困循环,超越了资本主义贫困治理的制度瓶颈;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治贫贡献中国智慧,推进了全球减贫进程;铺就消除“三大差别”的现实道路,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自由个性的制度表达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方向。但是,自由个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制度作为支撑。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出发,促进自由个性的具体制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表达:克服“人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挣脱“物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选择。只有将自由个性的理想与当下的、具体的制度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论诚信社会的制度性建构

诚信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做人、做事的基本要求。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诚信社会,为了形成诚信文化,社会应该对不诚实行为进行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应该有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政府的诚信是关键的环节。     

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演化与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国际格局中美“两极论”者的局限,在于其研究方法是将国际格局作为“因变量”,认为国际格局变化往往是重大国际事件所触发的结果,而非用来解释国家间关系的“自变量”。然而,国际格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远远大于中美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其系统性变革远非中美两极所能概括。纵然在疫情期间,中美战略竞争在美国对抗性、冒险性的对华政策持续影响之下不断深化,但疫情同样凸显大国权力竞争固有逻辑的局限性,更趋均衡的多极力量和不断崛起的非极力量,更趋复杂的国际互动博弈,在赋予中美战略竞争韧性的同时,也为中美关系企稳合作预留了空间。     

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探索及主要特点

党的制度建设是党自身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以党章的修改完善为主线、以民主集中制的健全为核心,伴随着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和探索、实践的展开,逐步形成由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党的具体工作制度等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共同构成的党的制度建设体系。党内政治生活逐步向制度化、民主化迈进。     

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变迁

全面总结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经验,中国的国家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道路,被称为“北京共识”或“北京模式”。《十一五规划纲要》为以制度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指南和发展方向。政治体制建设、经济建设、和谐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全方位的国家建设必将为实现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先进文化奠定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演变

当前,学术界对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演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以毛泽东和我们党一度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为由而否认这一命题和思想的科学性。因此,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的整个历史系统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演变过程,弄清这一命题的来龙去脉,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精神实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深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与重建

当前,村民自治治理模式虽然被普遍推广,但转型期中国农村呈现出的高分化低整合特点,给农村治理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必须重新整合政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权威,构建农村治理的全面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