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与表达自由冲突之反思与重构

关于版权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版权与表达自由之间存在剧烈冲突;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并且版权是表达自由的引擎。而对于化解两者的冲突,又有两种方案,即版权内部的协调机制,比如思想、表达二分法,合理使用等;从外部引入表达自由的抗辩,以对抗版权。以上论说各有其理,但是他们都认为版权是一种规制言论表达的制度,其实,这种论说偏离了版权是一种财产权的立法理念。本文试图对此论述进行反思,并从版权是一种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有财产的角度,试图提出一些建议解决版权与表达自由冲突,以供学界批判。     

物权之自由与限制——以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之不动产法制为例

从法律概念而言,假若国家无法提出合理之证明,即应采用限制人民自由最小———例如物权种类自由———之制度,以符合保障人民财产权之要求。而在实证观点,在采民主优位之法治前提下,由于目前有关财产权之变化相当迅速,因此立法者应将决定物权种类之裁量权限交付给司法机关。而若采保障人民基本权之实质法治前提下,在比较立法与司法两机关不同功能性后,应将决定物权种类之权限交由司法机关决定。     

商标在先使用之范围界定——以“陆虎”商标案为例

“陆虎”商标行政确权案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商标法》第31条规定,即：“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中“使用”一词的内涵。     

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互动——以电影《被告山杠爷》为例

法治化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法治化的“法”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的“法”,它是中国打开国门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这种法必然会和中国的传统社会产生冲突,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法律必须以社会为基础,面对陌生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应当如何应对？法律与社会之间又该怎样互动和博弈？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代国家极力推行的法律制度的内在张力来一一解答。     

日常生活史的神话认知与表达——以《山本》为例

在新作《山本》中,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集中展现了作为一种认知与表达方法的神话对日常生活史的介入,从而为神话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种新型观照视角。与其他作家着力于创造意识形态属性明显的集体性或个体性神话不同,贾平凹试图还原神话在人类日常生活史中的本真状态,突出其作为人类知识与思想来源的背景作用,以及以“互渗”形式促成人与万物实现互联的重要特质。作为一种方法的神话,也体现于其通过具有神性特质的人物设置,构建日常生活的神话空间,继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稳定神话系统。贾平凹在《山本》中不仅表现了神话视阈中日常生活的和谐流动,也展现了现代革命与权力神话对传统神话时空的侵蚀、压制、重组,以及由此引起的日常生活的断裂,作家借此探讨了传统神话由生而灭的历史过程。神话视角的切入,使贾平凹获得了神话视阈的观照,并在日常生活的漫流中发现神秘与朴实兼具的现实生命质感,重塑了一段亦真亦幻的历史。     

新法的冲突与协调——以《精神卫生法》(草案)与新《刑事诉讼法》为例

我国现行法律涉及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仅有两部基本法和六部地方性法规,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改善立法现状迫在眉睫.《精神卫生法》(草案)与《刑事诉讼法》关于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上至少存在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性质、决定权、司法鉴定等三个方面的冲突.为了法制统一和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二者应该互相取长补短、解决冲突、实现协调.     

错误知觉、议题身份与国际冲突——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为例

国际关系认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引发了国家间冲突,然而,错误知觉与冲突之间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传统认知理论未能对错误知觉引发冲突的具体条件做出清晰的界定。而从认知的另一个来源——身份出发,也许可以给出更可靠的答案,议题身份概念的提出则有助于理解错误知觉与冲突之间的关系。议题身份是指行为体在就具体议题进行互动时被激活的身份,代表了行为体相对于互动他者的议题认知和信念体系。行为体围绕议题展开互动,在不同议题中具有不同的议题身份。议题身份对认知过程具有两种影响:一是赋予行为体在议题中的认知偏好和适当性信念,影响错误知觉的形成;二是确定行为体在议题中的利益。这种利益界定决定了行为体对互动议题的敏感程度,进而构成冲突发生的条件。行为体对议题的敏感性越高,其依据错误认知展开行动的动机就越强烈,采取对抗性手段维护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近年来中美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中的错误知觉之所以呈现出向冲突转化的明显态势,并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其根源在于双方围绕该议题所产生的议题身份决定了互动过程中的高度敏感性。     

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以《爱国者法》为例的反恐法律评判

以安全与自由兼顾为评判标准,《爱国者法》是一部安全高于自由的反恐法律。具体表现为:禁止公民的表达自由,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软化司法令状,缩减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疆域;扩大侦查权力,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无限拘留权和设立军事法庭,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法律程序权;监听、监视监管场所,妨碍公民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美国科技战略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布局及其理念转变——以《无尽前沿法案》为例

美国参议院2021年通过的《无尽前沿法案》是对76年前《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科技创新精神的传承,也象征着美国新科技战略理念的重要转变。法案从科技人力资源、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和科技生产资源上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重新布局,其举措呈现科技创新战略由“市场主导”转向“全政府”动员、“技术国际化”转向“技术民族主义”、“技术商业化”转向“技术安全化”的特征。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美国科技战略的重大调整对我国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使命担当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美国法上的警察权规制及其启示——以《权利法案》为中心

警察权兼具权利保障机能与人权戕害之风险。在权利法案中,通过民权确认——以规定公民持枪、正当法律程序等立法与令状主义、宪法性侵权诉讼等司法的形式塑造了对警察权的整体性提防与控制格局。反观域内,警察权外在约束与权利救济的阙如,并由此引发的滥权实害持续触动着各方神经。基于警察权的地方性,域外做法对中国警察权的规制并不具备绝对的移植价值,但在比较二者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域外警察权的法定化、司法化性格却值得吸收,也是实现中国警察权驯服的理性进路。     

商标相似性人工智能判断机制研究——以图形商标相似性判断为例

商标相似性人工智能判断机制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不同阶段判断标准不一,以及主观判断模式难以保证结果客观性的现实情况。人工智能判断机制的优势在于凸显商标相似性判断重要地位、实现商标相似性判断智能化及促进商标相似性判断精确化。需要在人工智能判断机制的适用范围、适用标准及人工智能系统选择等方面进行认定规则的制度构建。人工智能判断机制在适用对象和证据效力等方面可能面临困境,有必要积极回应,从而实现商标相似性判断机制的不断完善与智能化发展。     

台湾地区报纸媒介中的中国大陆形象修辞建构——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例

大陆形象的建构深刻影响着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本文为此将聚焦于台湾地区的《联合报》与《自由时报》,以蔡英文当选四年内,两报对大陆进行报道的数据和案例作为例证,从而归纳整理这两份报纸建构大陆形象的报道内容及方式,进而探讨其修辞建构背后的政治诉求。     

重大活动安保法治化模式分析——以布里斯班《G20安保法案》为样本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重大活动安保面临诸如恐怖主义风险、社会秩序稳定风险、社会治安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诸多风险,各国在举办重大活动期间,均将确保安全作为安保工作的中心工作。法律规范作为重大活动安保中具有高度强制性的“权威工具”一直被各国所重视,由此形成了重大活动安保法律保障的“专门型法治模式”“授权型法治模式”“分散型法治模式”三种主要模式。2013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议会为布里斯班G20峰会制定了《G20安保法案》,通过专门立法对G20安保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了安保权力的来源、程序、限度、救济等内容,较好地解决了重大活动期间公民自由权益与公共安全利益的平衡问题,为重大活动安保法治化提供了实践样本,值得各国研究和借鉴。我国举办的重大活动日益增多,构建以《重大活动安保法》为主导、地方性立法为配合的立体化安保法治格局,是提高我国重大活动安保法治化水平的重要选择。     

我国行政程序与宪政冲突的立法修正——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例

我国的行政程序大量由行政法规或者规章来设置,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且与宪政精神冲突。由于人民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因此,为了实现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有必要通过立法来修正。本文以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例,对该条例在程序方面的缺陷作出了一般分析,并对立法修正提出了建议。     

中学教师工作与家庭冲突调查——以安徽青阳县为例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在人类文化教育层次提升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教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中学教师这一特殊的承前启后的教书育人的职业,家庭和工作间的冲突状况不但影响着教师本人的生活质量高低也还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的高低,因此对中学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安徽省青阳县内随机抽取的200名中学教师进行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调查,以了解教师对家庭、工作、生活的各种看法,以及家庭和工作之间关系的现状分析。由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得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与家庭冲突上显示出来的特性有显著性差异,而在工龄上并无显著差异。工作与家庭冲突在教师这个职业领域里的确存在,且在性别、工龄上呈现着不同的相关度。     

地理标志与商品商标之冲突——基于商标法模式下的考察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采用双轨制。在商标法模式下，允许地理标志注册成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然而商标法对于将地理标志注册为普通商标并未严格禁止，且由于历史原因，相当部分的地理标志被富有丰富市场嗅觉的经营者注册为普通商品商标，从而在法律意义上独占性地享有了该地理标志。这与地理标志的公共产品属性是相冲突的，同时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议。     

搜索引擎的法律治理——以表达自由和知情权为视角

为迎合自己的使用群体,搜索引擎服务商会对搜索内容做一些编辑和调整,这些编辑和调整会对某些内容产生系统化的偏好,于是产生了＂搜索引擎偏见＂（Search Engine Bias）现象。＂搜索引擎偏见＂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但是不当的＂偏见＂能够干扰互联网环境下的表达自由并侵犯公众知情权,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宜的法律治理措施规范搜索引擎市场。     

著作财产权行使之自由与限制——以法律经济分析为中心

基于私法自治之原则下,著作财产权人得依据自己之自由意愿与他人缔结著作财产权之让与或授权契约,使著作财产权得自由转让。然而,基于权利社会化与私法自治有不完善处,于保护考虑著作财产权人之利益同时,亦须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以调和公益与私益。国家对于著作财产权人所享有之著作财产权,应为一定之限制,以符合公共利益。就经济学之理论而言,当资源配置或财产权产生变动,必须变动所增加之效益大于减少之效益时,始符合效率,是限制著作财产权人之行使权利,必须为成本及效益之分析,不得仅以公益为唯一之考量。有鉴于著作权之保护与否及程度,其与国家社会之经济制度具有密切关系,故本文以经济分析之方法,作为讨论著作财产权行使自由与限制之基准,借由经济分析之模式,探讨著作权法与经济学之关联性,检视该法律制度是否可达成效率与财富极大化之目的,以评判保护及限制著作财产权制度之存在功能。准此,本文试以市场机能为基础,于尊重契约自由之原则下,借分析成本效益之方式,探讨契约自由及其限制之必要性,并追求效率及公平之均衡。当限制所产生之效率高于限制之支出成本,为达成效用极大化或财富极大化,始有限制著作财产权人行使权利之必要性。     

《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出版

高中先生所著《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2008年8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把国家安全作为一种相对的社会事务加以研究的学院式著作。作者在书前题记中：“不管存在着怎样的‘言论限制术’,也不管主流意识形态多么强大,在人类历史长河的任何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