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失调与调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被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是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而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确立恰当的乡村关系。     

基层民主内涵向基层国家政权领域拓展的必要性

把基层群众自治,特别是把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等同起来,这是和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实际相符合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基层群众自治的"非国家政权"领域,向基层国家政权领域拓展。基层民主向基层国家政权领域拓展,是适应社会发展和利益分化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扩大基层群众有序参与的需要;是抑制基层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也是理顺基层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关系的需要。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政社联动：住宅小区业主协商自治的演进逻辑

业主协商自治是基于业主物业私有及共有的边界划分与全面自治而衍生的一种全新的协商民主治理形式,它是由物业公司代管与业委会监督的模式直接转变为业主自主治理,打破了以往基层民主中行政干预式的群众自治模式,但是它面临长期以来没有社区协商传统和习惯、业主协商治理经验和技术欠缺、业主物业自主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缺乏、相关配套社会制度保障欠缺等问题,其压力、挑战都是对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考验。因此,应深入研究业主协商自治的概念范畴,不同业主协商自治形式的优劣和创新发现以及加大政府在业主协商自治中的正确引导作用,创新政社联动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基层群众自治:社会主义自治的创新形式

基层群众自治是城乡居民群众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独立自主地管理居住地范围内的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的原则和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基层群众自治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又创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保障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基层群众自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文章认为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下世纪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作者概述了基层群众自治及其法律基础在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发展过程 ,指出基层群众自治在中国首先发端于城市 ,但其后是在城市与农村基层自治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 ;在经历了组织构建和制度成形两个阶段后 ,目前已进入功能实现阶段。基层群众自治必须通过三重政治发展过程来实现 :国家权力适度干预社会 ,党的基层组织强化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 ,基层民主和自治获得实质性发展。在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政府、政党与自治组织的关系 ,自治组织与群众组织、利益组织的关系 ,体制创新与依法办事的关系 ,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以及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总之 ,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党建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应是 2 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景观。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目前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延伸,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村民委员会丢失"自治"本性的"行政化"、"二政府"状况,鉴此,无论是何种体制改革都要把握一个原则或尺度:不可因为改革客观上加重这种状况,更不可通过改革加重这种状况,特别是不可使这种状况制度化或彻底显性化,那样,就不但从实质上而且也从形式上彻底葬送了村民自治制度。我们的重要使命,是探寻一条基层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衔接且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鲜明特点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推动此项制度的建设，必须深化对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建设的战略认识；积极探索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真正明确农村基层自治的主体；统筹城乡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建设，实现二者有序衔接和发展。     

如何解决当前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面临的突出问题

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群众对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了给基层群众提供公共服务而创设的一种民主形式。因此,它一开始就受到基层群众的支持。但自治组织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基层协商民主的六个原则CSSCI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依法协商、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与决策实施之中、坚持因地制宜。这六条原则应贯彻落实到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基层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有效与有序。     

我国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与重建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乡规民约在乡村传统再造和现代"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过程中,对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城乡融合,基于乡土之上的乡规民约在社会变迁中渐渐失去主导性地位,其生存空间被挤压,内容也较为笼统,亟须对国家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矛盾、村庄共同体的衰落、公共物品匮乏所引发的乡规民约权威性丧失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及时做出回应。因此,强调国家政权适度介入,重建村落新型共同体,调适乡规民约的内容和程序,增强乡村精英服务和村民的有效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逻辑和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