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提升对策探讨——基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的调查

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黏合剂,农民工在我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其政治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相关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整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偏低,并且具有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差异较大、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等特点。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其政治信任度:以提高最低工资为基础逐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充分发挥网络在农民工中的政治传播功能;适度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混合结果,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游走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信访的发生学原理及行动逻辑

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设置和政府产生的内在逻辑蕴含信访的发生学原理。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给民众所安排的一种诉求表达机制,信访在政府与民众的体制性沟通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表达的既是民众对政府能解决利益诉求或权利救济的期待和信赖,也是政府对民众通过体制性渠道反映个体或群体利益诉求的信任。然而,囿于非公开化的处理过程、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目标的确定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论等因素,大多数信访行动会失效。失效的信访行动会通过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失序而导致政府信任流失。政府信任的无限度流失会影响执政党的政权巩固,因此,在无法完全革除信访制度的当前,急需从重新审视信访的功能定位、革除压力型信访考评机制、整合信访机构并形成合力等角度提高信访效度,进而增强政府信任。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模型、特征、问题及路径选择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是一个政治沟通过程的两个方面。网络民意的急需在回应,政府回应是政治沟通的关键环节;政治沟通的关键在信息,信息准确对称是政府回应的必备前提;网络民意的主体在公民,公民认同是政府回应的成功标志;网络民意的核心在利益,利益诉求是政府回应的切入端口;网络民意的媒介在网络,网络渠道是政治沟通的物质前提。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存在以下问题:回应力不足阻断沟通回路,信息不完备影响沟通实效,主体差异性导致目标错位,渠道不畅通造成沟通受阻。应对这些状况,就要做到:以满足利益诉求为重点,积极回应网络民意;以推进信息公开为突破,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以消除主体差异为契机,努力达成民意共识;以畅通沟通渠道为基础,保障民众的表达权。     

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社会心理基础透视

民众健康的社会心理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政治稳定性和民众社会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影响政治稳定性的良性社会心理表现为理智成熟的社会价值取向,开放忠诚的社会情感体验,求稳怕乱的社会心理需要,较为普遍的主观幸福感受。影响政治稳定性的不良社会心理表现为社会群体敌视情绪滋生,各阶层弱势心态蔓延,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认知与情感困惑冲突。为此,提出设计惠及全民的公平经济制度,推进化解官民冲突的廉政制度建设,实施切实改善民生的保障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教化,构筑有效的社会疏导与支持网络等矫正措施,以实现民众社会心理的优化与健康发展。     

转型期我国政府信任的时代特征、演进趋势及现实启示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府信任具有政治共同体及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政府公务员的信任流失严重、级差政府信任的特征明显、公民对政府信任缺乏的压力增加等时代特征。而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政府信任也呈现出政府信任主体从权利意识淡薄到权利意识高涨,政府信任客体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政府信任环境从封闭到开放,政府信任或不信任的表达方式从相对单一到多元化的演进趋势。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公民缺乏对政府信任的态势可调可控,但级差政府信任却隐藏较大的政治风险。建设政府信任应在满足公民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注重规范公民参与,并以制度建设构建制度信任,进而促进政府信任。     

影响我国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间一种良性互动的政治关系,政府的良性运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不断扩大,民众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提升政府信任迫在眉睫。     

论微博时代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微博的政治变革能量正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集中表现为权力结构的分散化、意见表达的平民化、政治心理的传染性和政治动员的便捷性。政府公信力在微博时代面临着信息揭露与政治监督、意愿表达与议程设置、在场围观与舆论压力、政治动员与行动组织四个层次的冲击。以往的微博事件反映出民众舆论对官员个体行为不信任与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理念的信任同在、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存、对政府短期行为的不信任与对政府长期信任的兼备等悖论式特点。因此,微博的信息揭露和政治监督并不会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政府如何反馈和应对显得尤其重要。应当理性看待微博,以加强变革和互动为核心,积极推进政治现代化、政务公开化和行政信息化。     

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

我国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呈现"央高地低"的基本格局,但在知情、动机、决心与能力4个维度上的信任却呈现不尽一致的特点:知情信任"央低地高",动机信任、决心信任与能力信任均为"央高地低",体现着较强的自身特点。与国外民众政治信任的工具性信任特征不同,我国民众对于从中央到省、县和乡4级政府的信任,主要来自政府主持公道的决心和执政为民的良善动机,体现着较强的伦理性机制而非工具性机制特点,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性信任。民众的政府信任驱动源自经验之外的先验价值或想象建构,反映了我国体制与文化环境的特色。     

论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概念、假设与验证

信任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关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等重要,如果忽视了政府对民众信任水平问题的研究,那么,旨在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而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意在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策略也会有失偏颇。基于此,文章在构建政府对民众信任理论假设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调查的数据来验证。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的信任倾向性越强,作为整体的政府就越信任民众;政府对民众的普遍信任度越高,就越能相信民众公共参与的品质与能力。因此,要提升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更多的责任还在政府身上。     

新形势下政府信任建设问题研究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转换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政府＂信任危机＂。对此现象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深入探讨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加强政府信任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场域中能人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能人治理对乡村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看,能人治理型村庄中的阶层博弈易导致治理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冲突;从村民自治实际运作的视角看,能人在村民自治各环节的主导地位易导致普通民众在村庄治理中被边缘化。能人治理下乡村政治信任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滞后、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不同村民阶层的实力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应通过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探索干部考核办法、教育和引导村庄治理能人等途径,加快构建能人治理型村庄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府信任

"得民心者得天下",执政者无不关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政府信任日益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所重视的问题。分权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策略,其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研究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首次结合微观层面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对政府信任产生了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同时,研究也证实,政府规模、腐败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均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除此之外,民众本身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对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影响。     

论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考验与应对——基于政治伦理之维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借自身信用获得人们信任的能力,其作为政治伦理范畴,政府管理理念、行为及绩效均要受到伦理检视。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在催生公众参与精神的同时,也误导民众价值选择,增加地方政府伦理治理难度,拉高民众对政府的伦理期待,稀释政府公信力。新媒体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伦理成因在于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伦理应对机制、合理的利益诉求机制、严密的信息过滤机制尚未构建。面对集合了多方利益诉求的舆情,地方政府应采取沟通互动、公开透明、务实及时等伦理举措,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公信力。     

论网络空间草根民主与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的互逆作用及其治理

在当今网络传播环境下,媒介权力的作用方向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由以往的政治统治集团及其机构垄断的"权威主导"逐渐向普通民众参与传播的"草根主导"方向逆转。这一变化表明:网络空间草根民主和草根民主化趋势正在形成并不断发展。这对现代政治体系运行,尤其是对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手段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网络空间中,草根民众的网络造势与政府回应具有互逆作用,即:网络民众通过网络言论造势而给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并迫使政府做出及时回应和处置。因此,必须正确认识网络草根民主及其发展趋势,正确对待网络空间传播的政治信息与政治言论,尊重草根民众公共话语权,以平等对话理念为指导、以制度建设和网络立法为手段、以培育网络草根民众的理性精神和自治能力为主要内容治理网络空间草根民主无序发展的乱象。     

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政府治理活动开展的简化机制,是衡量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成效的基本标尺。人民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通过模型建构与分析工具使用,探讨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一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作为解释变量与政府信任因变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影响,人民获得感的提升可以促进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二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对政府信任解释力的排名依次是民生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导下,以经济绩效、民生绩效与政治绩效的有效实现为基础,通过人民获得感的提升,不断增进政府信任。     

中国民众眼中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观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探索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程。在日益丰富的政治参与研究中，一直缺失针对民众政治参与观念的系统研究，且不了解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情感和认同倾向。文章从认知、情感和认同等三个维度，系统构建中国民众政治参与观的概念框架与测量工具，并利用系统性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在参与认知方面，与研究者主要从民众影响政府决策角度的界定不同，民众多从其与政府互动的双重视角理解政治参与；在参与情感方面，民众的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都偏低；在参与认同方面，对公民行动、接触型参与和沟通型参与的认同度较高，但对抗争型参与的认同度较低。借助潜在剖面分析方法，验证了民众参与观类型学的理论模型，发现同时存在“传统臣民”“依附主义者”“潜在抗争者”“准公民”“模范公民”等五种观念类型。总体而言，参与型文化正在中国民众中形成，但与政治参与观发展的理想状态仍有落差。这些研究发现，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观、推动政治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移社会之风易政治之俗——以培育社会资本推进政治生态建设

净化政治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宏观的制度建构、微观的角色规制,而且需要社会文化与民情风俗方面的综合治理。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要素的相通性、资源的互动性、逻辑的相洽性使得社会资本匮乏与政治生态恶化交相呼应,表现为"葫芦型"社会网络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规范型社会资本缺失拉大制度性鸿沟,信任赤字导致政府质量降低。因此,对政治生态的净化要从改造社会网络,升级社会规范,重塑人际信任入手。最终,移社会不正之风,易政治流弊之俗,以培育社会资本推进政治生态建设。     

机会不等于意愿:中国转型时期民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分析

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要求有完善的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还要求民众具备积极的参与意愿。只有这样,民主制度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传统上,受"臣民意识"影响,中国民众是依附于传统权威的,缺乏参与机会和意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民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从机会和意愿两个维度对民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参与机会的增加并不能等同于民众参与意愿的增强。这表明,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完善相关制度,还要培养民众的参与意识,促进现代公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