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孙中山先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伟人，他的法治思想涵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重视民权与法治之关系、宪政思想、关注民生、保障人权等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坚持党的领导应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衔接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重视法律的限权、监督作用是法治建设的当前重点，树立法律权威、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建设的主要保障。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治向度

就法学视角而言,民生问题是一个法治问题。民生对法治存在着依赖关系,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驾护航。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保障公民的就业权、教育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安全权等是法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与核心。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夯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治根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工程,它要求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体系以及切实施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通过法治迈向民生保障

民生对法治存在着依赖关系,保障民生需要发挥法治的功能,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民生保驾护航,中国国情决定了保障公民的就业劳动权、受教育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安全权等是法治保障民生的关键和核心.我国民生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民生保障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加强法治建设、夯实民生保障的法治根基,是保障民生的基础工程,它要求从树立以人为本法治理念、完善保障民生的法律体系和切实施行保障民生的法律等方面进行努力.     

孙中山的行政法律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行政法文化建设的第一人,他就行政法的许多理论问题做了重要探讨.他以其"民权"理论为基础,主张官民平等,并力主平衡民权与政府权的关系;他主张依法行政,革除人治弊端;他强调官吏队伍的道德和法制建设,主张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并试图建立现代文官制度;他强调对官吏行政实行法律监督,加强行政监察.这一切都给现代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以有益启示.     

关于法治的思考

法治 ,即法律之治 ,不是用法来治 ,这是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 ;法律至上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社会公众树立起法律至上观念 ,是实现法治的社会精神基础。法治与民主是伴生的 ,保障民主必须限制权力 ,法治的重要功能是限制权力的滥用 ,权力的正常运行仅靠当权者的自律是不够的。程序不仅是保证法治运作的手段 ,也是法治所追求的实体价值目标。     

试论孙中山的法律思想——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认真研究他的法律思想,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研究工作是有益的。革命民主主义是孙中山法律思想的核心,法治与民主相结合是孙中山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这主要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社会管理法治化体系的多维视角研究

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法治导向,坚持以科学立法为前提,不断建立、健全有利于改革发展的稳定、有利于民生、民权的法制体系;坚持以有法可依为基础,;坚持以严格执法为关键,牢固树立"一心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积极推动公共权力在法制范围内的有序运行、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始终坚持以公正司法为保障,严格贯彻并执行宪法和法律,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独立的司法权,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使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充分体现。     

“乙肝岐视案”:医学之外的话题

2003年,我国一些地方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频推新举,许多公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应有的基本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法律素质的提高,看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听到我国民主法治前进的铿锵足音。本刊记者与出席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部分代表一起,共同梳理了一桩桩令人难忘的维权举动,探析了一个个民主的"细节",为的是继续弘扬法治精神,引起更多的人来共同关注民生、维护民权,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好地得到保障和实现。     

户籍制度改革:拓展平等自由的空间

2003年,我国一些地方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频推新举,许多公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应有的基本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法律素质的提高,看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听到我国民主法治前进的铿锵足音。本刊记者与出席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部分代表一起,共同梳理了一桩桩令人难忘的维权举动,探析了一个个民主的"细节",为的是继续弘扬法治精神,引起更多的人来共同关注民生、维护民权,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好地得到保障和实现。     

“姚立法现象”:一面无形的镜子

2003年,我国一些地方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频推新举,许多公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应有的基本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法律素质的提高,看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听到我国民主法治前进的铿锵足音。本刊记者与出席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部分代表一起,共同梳理了一桩桩令人难忘的维权举动,探析了一个个民主的"细节",为的是继续弘扬法治精神,引起更多的人来共同关注民生、维护民权,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好地得到保障和实现。     

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国家与公民关系新视角

国家义务对于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现已经成为主导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主轴,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应成为现代公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现代公法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国家义务直接源自于公民权利并决定了国家权力。国家义务以公民权利为目的,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以国家义务保障公民权利,是对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超越。     

孙中山的法治理想与现实困境

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实现约束和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治理想,贯穿于孙中山先生整个革命生涯中。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孙中山就开始思考通过约法以预防军政府对人民权利的侵夺;辛亥革命后又寄希望于《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来防止袁世凯的复辟;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孙中山,又设计一个训政阶段以训练民众学会使用"四权",以此实现普遍的守法和良法之治。然而这些法治理想在与现实相遇后,却表现出一种无力感,甚至引导现实走向了理想的反面。孙中山先生所面临的世纪难题,也应引起当代人的警醒与反思。     

从“民本主义”到“民权主义”——论孙中山法治思想的传统渊源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其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念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中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可以为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借鉴意义。     

论孙中山心性文明思想的建构方式

孙中山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自己长期从事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反思,提出了他的心性文明思想.孙中山所谓心性文明就是指从人内心道德层面入手而谋求国民自我觉悟与精神进步,进而完成改造与富强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方案.这一方案有其独到的建构方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中西合璧为坐标,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规扶欧洲之学说事迹;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为依据;以心理建设为主途:用人人的方寸之地做基础,破知易行难,立知难行易;以大同之治为归宿:追求振兴中华、驾乎欧美的中国之大同和世界和平、人类进化的人类之大同.     

论法治国家

法与国家关系一元论既可能有利法治 ,也可能导致法治根本就无法建立。法与国家二元论下的国家优先论 ,可能使法成为国家的附庸而否定法本身。它在使法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对国家的约束力的同时 ,也使法治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在法与国家的产生上 ,二者在互动渐变中发展形成 ,没有先后之分 ;在法与国家的并存中 ,二者有着地位的差异。基于法与国家本身的特性 ,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 ,基于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法律应当优先于国家。就法治国家来说 ,我们要建设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与法治相等同 ,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相反 ,我们应当把法治的内容纳入法治国家的含义之中。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等非法治国家相对立 ,与宪政国家相联系。西方法治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关于法治国家口号的提出也有百年的历史 ,现在重提并郑重确认它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必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立宪发展

一个国家对基本权利采用何种立宪形式往往同该国的历史积淀、立宪的人文背景、当时的权利意识存在极大的关联。纵观基本权利在我国历部宪法中的发展,可以发现宪法对公民权利趋于全面规定、宪法对个人权利空前重视、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上防御性的规定模式形成、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国家义务被强调。为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价值得到实现,在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模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宪法不断确认权利的传统思维、强化国家义务、提供公民权利的救济原则和基本途径、明确公民权利受限制等等。如此才符合国家追求法治状态的价值目标、符合立宪规律。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民法上“法益”概念的探源与本土化

《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与我国民法学界持者甚众的狭义法益说中的"法益"含义大致相同,指的是权利之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客体,是立法者为解决其预见性不足的弹性规范设计。上述界定与"法益"概念的原意不符,和刑法学界的惯常用法存在明显差别,属于概念移植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民事权利和利益"的二分法和狭义法益说在法理、逻辑上都不能成立,也不具备法益理论应当具备的分类、区分保护和评价功能,必然会造成立法表述与司法裁判说理中的冲突。"法益"概念的本土化界定,应当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寻求统一的、适用于包括刑法、民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法益"概念。"法益"是应当受到法保护的利益,此处的法既包括实然意义上的法律,也包括应然意义上的法。法益是权利的上位而非平行概念,《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实质上是未被立法明文规定的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未来修法时应将该条修改为"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民事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     

我国公务员权利及其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既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进入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更标志着我国公务员权利的保障步入法制化保障的新时代。我国公务员依法享有较为明确、广泛、真实的权利。公务员权利及公务员权利保障有其科学的内涵。我国公务员权利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然而我国公务员权利的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和创新,尤其是我国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申诉控告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     

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是在法权观念的变迁过程中 ,由观念发展到判例 ,再发展到成文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的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负载了“社会本位”权利观的价值 ,在民法上成为一般条款 ,是指导、评价民事主体正当行使权利、立法以及法律解释和补充的准则 ,也是赋予司法裁量权的依据。基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权利社会性的要求 ,因此 ,权利滥用者对其行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