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犯罪目的判断标准的应用

在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时仅有判断标准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判断标准的应用问题。判断过程中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判断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公证赔偿责任中的过错与认定

一、公证赔偿责任的过错标准过错的判断标准是指运用何种尺度和方法来判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①对过错的判断标准有三种意见：一是主观标准说，认为应依照行为人能否预见其行为会造成什么结果来决定其有无过错。二是客观标准说，认为应通过某种客观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行为人有无过错。三是主客观标准统一说，认为过错的判断标准应该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论刑法上的具体危险的判断

未遂犯之危险不属于具体危险，难以用同一的方法来判断这两种不同的危险。具体危险的判断分为三阶段：首先把行为时的所有客观事实分为促使侵害结果发生的诱因与阻碍侵害结果发生的救助因素，其次判断诱因是否已经使法益陷入危急之中，再次判断救助因素的出现是否值得信赖。我国刑法学关于具体危险的认定时间过于提前，从而引发了诸多理论混乱。不能将日本刑法中的“独立燃烧说”作为我国《刑法》第114条放火罪的既遂标准。不存在所谓的“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自动阻止侵害结果发生”问题。     

指向与功能:证据关联性及其判断标准

本文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于证据关联性标准缺乏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的问题,就证据关联性的含义和结构要素以及证据关联性规则的内容和应用进行了阐述,并提出判断证据关联性的两项标准——指向标准和功能标准。作者以实例引出问题并在讨论中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为运用这一判断证据关联性的标准提供了例证,体现了相关证据理论的实用性。     

我国地方政府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一、我国地方政府公务员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1．考核标准笼统。《公务员法》是公务员考核的指导性规范，各级地方政府均制定了相关实施办法。但共同的缺点是标准笼统，指标难以量化，可操作性不强。确定公务员的考核标准必须以公务员的岗位职责为依据，对同一机关的同一职类要实行统一标准，对不同岗位则有不同的要求。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的差异大，被考核者之间缺乏可比性，考核者无所适从。标准的过于笼统，使公务员考核时的优劣难以区分，考核结果只能依据主管人员和考核官员的主观判断。考核结果容易出现失真。     

危险现实化说与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在依据危险现实化说判断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时，首先必须查明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何种介入因素，然后以行为时所存在的全部事实为基础，以科学的一般人的认识为标准，判断损害结果到底归属于渎职行为还是介入因素。在介入因素属于渎职行为的伴随因素或者为渎职行为所诱发时，最终的损害结果仍然应当归属于渎职行为，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在二者之间不存在这种伴随或者诱发关系时，则只能将损害结果归属于介入因素，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的判断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和综合标准的争议。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的判断标准应选择行为标准，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从环境损害的固有特征来看，行为标准契合环境损害的特性，有助于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发挥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主导作用；二是从现有行政体制内部监督机制的不足来看，行为标准有助于发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作用，弥合现有行政体制内部监管的缝隙；三是从诉讼制度的目的和构造来看，行为标准不仅是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需要，还与客观诉讼的诉讼构造的宗旨完全契合，是客观诉讼构建的一个必要环节。     

浅议董事抢夺公司机会的判断标准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了一些新的制度，其中，董事的忠实义务也是这次立法的一个亮点，本文拟就董事忠实义务中不得抢夺公司机会的义务做一介绍，同时简单介绍一下国外是如何判断董事抢夺公司机会的标准，我国《公司法》目前存在什么问题，英美等国的判断标准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论妨害公务罪

本文认为，妨害公务犯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有其特殊的犯罪构成。本文对妨害公务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重点探讨了“公务的合法性”要件及其判断标准，“妨害公务”这一抽象危险结果及其判断方法等有争议的问题；对妨害公务罪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主要探讨了“妨害公务”这一抽象危险故意的含义。另外对妨害公务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研究。     

风险社会过失竞合的结果归责

狭义的过失竞合是过失同时犯的竞合,其在结果归责上存在不同于过失共同正犯的特殊性。过失竞合的处罚范围借助因果关系的广泛认定存在不当扩大的倾向,在因果关系之外寻求过失竞合结果归责的限制路径具有必要性。过失竞合结果归责的核心问题包括主体的特定问题以及归责范围的限定问题,前者在于判断行为人缘何负有注意义务的根据,后者在于判断过失正犯的答责范围。以因果经过支配可能性作为判断过失正犯的正犯性标准具有妥当性。在正犯性判断的基础之上,应当将处于支配范围之外的过失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     

对当前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判断的依据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存在众多争议。针对当前研究中所遇到的困惑和矛盾，本文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目前心理健康标准研究问题的实质以及将来研究努力的方向。     

医疗过失行为的判定——附3例医疗纠纷司法鉴定评析

医疗过失行为的本质是医务人员违反了客观注意标准。判断是否存在医疗过失行为的注意标准既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章、部门规定或诊疗护理常规等具体标准,也包括说明义务、转医义务、问诊义务等抽象标准。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时应重点判断医务人员有无违反"告知义务"、是否获得"知情同意"、是否违反结果"预见义务"、是否违反结果"回避义务"等事项。违反上述标准的,应当认定医务人员存在医疗过失行为。在具体进行某一案例的鉴定时,其核心工作就是围绕上述标准展开审查和分析、判断,要避免陷入"并发症免责"这一传统的观点。     

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研究：美国的规则与实践——从Bilski诉Kappos案谈起

可专利性是专利法领域的基础问题。就美国专利法而言,机器、制造品及合成物的可专利性判断标准基本上不存在分歧。但是随着计算机、软件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因计算机软件和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不断引起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热议。根据时代变迁,美国专利司法实践一直不断地在探索和修正已有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并且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相关判断标准。     

刑事错案的判断标准

提要刑事错案的判断标准对于刑事错案的认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判断标准的混乱不清导致刑事错案的认定、纠正、赔偿、责任追究等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目前存在的刑事错案的几种判断标准,既有合理之处,又存谬误之说,不能逻辑自洽,鉴于此,本文就刑事错案的综合判断标准做一探讨。     

也谈刑事证据审查判断标准

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客观地存在于证据制度之中,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完整的证据理论体系的建立,刑事审判工作中的正确的证据的审查判断,都有待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封建社会所实行的形式证据制度判断的证据标准,是法官按     

罪数判断新论

罪数形态问题是刑法理论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理论对其关注常局限于罪数判断标准 ,而忽略了对其判断要素的探讨。实际上 ,罪数判断的标准与要素两者是位于不同的逻辑层次。罪数判断的标准是罪数判断的基础 ,对罪数判定提供总的规格与准则 ,犯罪构成标准说作为罪数判断标准更为科学。罪数判断要素是以罪数判断标准为指导 ,对罪数单复进行正确具体地推断所必不可少的主客观要素 ,如构成要件要素、罪名等一些法律规定的要素。对行为、结果和罪名均应正确地判定其内涵     

侵害名誉权的认定

如何认定侵害名誉权，是审判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侵害名誉权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其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必须具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必须有过错。但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构成在这四方面上又具有其自身特点。因此其认定标准与一般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有必要予以专门研究。一、侵害名誉权行为的违法性判断侵权行为违法性的标准只能是违反法律规范。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只有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即对公民或法人进行了侮辱…     

实行过限新论——以共谋射程理论为依据

对于实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实行过限,我国刑法学界多以实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出共同故意的范围作为判断标准。但是,这一判断标准存在"结论先行"之嫌,且未回答未实行过限行为人为何要对过限结果承担罪责的追问。是否应对过限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事实上仍属于能否就此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只有在某行为属于有关基本犯罪之共谋射程之外的行为时,才能认定实行行为人的行为属于实行过限,在此基础之上再根据共犯的本质论与错误论确定具体的罪责。     

期待可能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关系问题研究

期待可能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罪刑法定语境下有无存在的空间？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虽然受到一些诟病，却很难与其存在的事实抗衡。且就该理论的精神实质而言，与罪刑法定精神并无矛盾。而要恰当地运用这一理论且处理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就要界定清楚期待可能性的含义，并找到合适的判断标准。     

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合同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上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无效合同的判断直接决定着合同的效力问题,对于交易影响较大。我国《合同法》一个突出的亮点,就在于该法第52条第5项明确了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从而为正确认定合同效力、贯彻鼓励交易的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合同法》适用过程中,有关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上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从而使无效合同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较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结合《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谈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