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禁止报复性起诉规则研究

在美国法中,报复性起诉因为违反正当程序的要求而被禁止。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件确立禁止报复性起诉规则的推定原则,其原因主要在于检察官可能由于其繁重的办案压力、谋求更高的政治职位以及社会公众的压力等滥用检察裁量权,而为报复性起诉。虽然该规则现在不断萎缩,报复性起诉仍然是美国法中规制检察官起诉裁量权滥用的宪法性保障,而且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地方法院试图恢复该推定规则。在防止检察机关公诉权滥用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方面,美国禁止报复性起诉规则对于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检察机关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本质上是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所享有的一种暂时搁置起诉权的裁量权,是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立法上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减少我国的再犯罪率,也可以达到减轻诉累、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     

论公诉权的能量——以撤回起诉和再行起诉为研究对象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撤回起诉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检察机关往往无时间、无次数限制地随意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提起公诉,导致出现反复"撤回起诉——再行起诉"的程序循环现象,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尊严,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公诉权是有能量的,有一个耗尽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国家追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的评析与启示

日本向来以精密司法著称，其适应二战以后司法改革的需要，建立了检察审查会制度，通过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予以审查，防止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这一制度强化民众参与司法，有助于提升刑事司法的民主性，对我国检察制度的完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英国起诉自由裁量权之借鉴

英国的检察官可以以公共利益的标准,对案件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这是英国检察官在起诉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最为主要的表现。与国外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相比,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存在诸多的缺陷,对检察机关的起诉与不起诉有诸多不合理限制。应当借鉴国外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成份,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完善。     

论不起诉的救济

本文结合中外法律制度论述了刑事被害人、被不起诉人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来实现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进行自我救济,及有关国家机关如何对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法律方面的监督的问题。详细论证了如何既有效的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的防止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二者的关系。     

起诉裁量权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运用——以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权的考察为视角

2007年2月1日,高检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要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此强调合理使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实践中实际运用的具体体现。本文以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暨不起诉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为考察对象,对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检察工作的具体要求,分析了现实环境下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存在的不足并相应地提出了完善的初步构想。     

浅谈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司法救济

刑事不起诉救济是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被害人或被不起诉人由于对该不起诉决定有异议,依照法定的程序和途径作出的一种保护补救方式。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免于起诉人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进行自我救济,有关国家机关对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法律监督,既可以有效地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防止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     

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的规则构建

目前我国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规则在立法上仍是空白.《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33条关于免除检察官司法责任情形的规定并非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规则应有的全部内容.为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工作机制,明确检察官办案司法责任,有必要在对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的法理依据与必要性、中美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比较考察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规则.     

刑事和解的适用现状研究

目前刑事和解的适用状况,在体现其价值优势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缺陷,为此,应转变旧有的报复性司法观念,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阶段、次数、期限等进行统一立法,配套使用暂缓起诉制度和反悔和解协议的惩罚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刑事司法＂非刑罚化＂和＂轻刑化＂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刑法谦抑性及起诉便宜主义等法学要义。这一制度的确立,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是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一种体现。文章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产生的背景及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实行模式。     

监所检察对刑事案件应进行实体审查

监所检察工作在现实中存在着对刑事案件监督力度不足的问题 ,在法律规定的方面有一定空白。为了加强监所检察工作 ,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需要从法律的高度赋予监所检察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实体审查权 ,从而提高监所检察的工作效果 ,及时发现违法现象 ,以保障法律在刑事案件中的统一正确实施。     

刑事抗诉的实践与制度完善--关于对深圳市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情况的调查

通过对深圳市检察机关两年办理的刑事抗诉案件的情况调查,可以看出,刑事抗诉工作存在抗诉范围小、类型单一,甚至抗诉无法实现等困难,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检察机关参加抗诉法庭的地位、身份及抗诉审理的时限、程序等,以改进刑事抗诉工作,完善刑事抗诉制度.     

完善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相对于国家、集体而言,其是公益代表人,相对于法官和被告人来说,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就是原告。应确定检察机关有义务告知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在一定条件下有义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且无法定代理人的刑事被害人,检察机关应对被害人的民事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论侦查资源的配置与侦查效益

科学的侦查资源配置对于提高侦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模式下,侦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了侦查效益的低下。较高的侦查效益必须建立于合理的侦查源配置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侦查体制中警力资源配置的不足在于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警力资源投入上的缺乏理性。在刑事诉讼法治的语境下,侦查权力资源的配置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从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系来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的领导权力。从控辩关系来分析,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辩护性调查权力。在现代社会里,要拓展侦查资源,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从而提高侦查效益。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成文宪法中的检察权

检察权是各国成文宪法普遍规定的权力。通过对168个国家宪法文本规定检察权情况的考察,发现有104个国家宪法中有检察权的明确规定。这些国家对检察权的定位基本上包括司法权、行政权、独立权力、公共权力几种,其中司法权定位的国家最多。检察权的职权行使以刑事公诉权为核心,具有程序性特征,其法律监督带有权力制约性。我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规定应该体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并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进行设计。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机制构建

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检察权的组成部分,不但有现行宪法的依据,而且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益探索。应当修改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行政执法监督权规定进去。这是实现权力制衡的需要,也是解决现存问题的需要。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坚持特殊监督、事前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在监督的对象上,应当限于对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对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刑事司法程序的行为以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在监督的方式上,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审查权、发挥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的监督作用、以及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监督之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