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期重新打造刑罚体系

为避免刑罚及其裁量程序的支离破碎的现象,更好地满足刑罚裁量者、罪犯的需要,给社会公众提供更为清晰的行为规范及其法律后果,英国出台了<刑事司法法令>,在刑事审判、刑罚等方面有创新之作.尤以刑罚方面的普通社区刑、监禁刑-、监禁刑+最具特色,并强调刑罚执行工作的重要性.     

论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其价值是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的双重目的.刑罚轻缓化的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刑罚人道主义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针对西方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罪刑擅断而提出的。笔者阐述了刑罚人道主义的内涵及其在立法中的体现。新刑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但在刑事立法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和罪名设立

一、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我国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量刑制度。职务犯罪量刑制度是指刑法规定的在裁量刑罚过程中根据犯罪人的职务犯罪状况而决定其刑罚轻重或执行方式的专门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包括职务犯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量刑制度则能够针对不同的职务犯罪情况而采取多种方式,以正确地确定对职务犯罪人的刑罚,保证量刑结果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量刑制度包括自首、立功、累犯、缓刑和数罪并罚,等等。量刑,则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活动。通俗地说,就是人民法院根据具体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无论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政策说、责任减少说、违法性减少说、危险消灭说和合并说,还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综合说和主观犯意说,其基本刑法思想无不印痕着西方刑法哲学新、旧派对立统一的思想运动轨迹,因之,上述学说均未能科学回答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的问题。事实上,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是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理论基础;行为人主观上撤回犯意与客观上的中止行为二者的有机统一,应是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法律事实根据;预防与报应的双重需要又是中止犯之刑罚减免的刑事政策根据。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人身危险性理论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定罪、量刑及行刑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人身危险性成为定罪的根据，有助于调和定罪过于僵硬的问题。基于人身危险性的刑罚个别化可以使刑罚裁量有效合理，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相对于定罪和量刑，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中不但是对犯罪人施以何种处遇的依据，而且还能对原判刑罚进行修正，使之更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我国刑法累犯制度设立的理论根据初探

累犯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通过分析累犯制度的正义性根据和目的性根据，即报应和功利，笔者认为报应优先、兼顾功利是我国累犯制度应有的理论根据，并提出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可荒废其一。     

由惩罚犯罪到保障人权——对刑法目的的法治解读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实际上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在法治国家,刑法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国家刑罚权。只有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以能动司法推动刑法谦抑理念的贯彻

谦抑性作为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贯穿于刑法运行的始终。而刑法谦抑性的实现有赖于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理论界有关能动司法主要有法律解释兼适用说、事实查明说、综合裁量说等三种观点,综合裁量说更具妥当性,也更有助于刑法谦抑性的实现。能动司法与刑法谦抑性均是基于刑罚有限性的考量,具有价值追求的一致性。以能动司法推动刑法谦抑性的实现,主要的立足点在于推动从重刑主义向轻刑化的转变,从刑罚化向非刑罚化的转变。     

责任主义视角下量刑情节的分类

在世界范围内,责任主义与刑事政策是量刑的两大支柱。在刑事政策目的观主导下,责任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未受到很大重视,以致我国量刑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无法深入。从报应与功利相融合的一体论出发,以德、日刑法责任主义原理下责任刑与预防刑两大量刑情节体系分类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刑罚根据论及其对量刑活动的影响,可以得出:从法定刑到宣告刑,其本质是在刑罚根据论指导下将影响量刑的情节重组归类的过程。以"报应限制功利"的刑罚理念架构"责任限定预防刑上限"的量刑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我国减刑制度性质的思考

减刑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在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司法实践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及减刑制度的刑事立法,减刑的性质应当是对原判刑罚的有限变更,在执行刑罚上,减刑是对原判刑罚的变更。除此之外,原判刑罚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刑罚结构改革研究

轻刑化的刑罚结构是当今世界刑罚改革的趋势,我国刑罚结构的重刑主义与主流浪潮背道而驰。与时俱进的刑事政策和科学的犯罪观是刑罚轻缓化的重要前提。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修正案(八)》,必将成为促进我国刑罚结构进一步改革的巨大推动力量。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反恐背景下刑罚转向问题研究

我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刑法治理,体现出预防性特点,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我国刑罚开始向重刑主义转变。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反恐怖主义法》等法令潜藏着刑罚扩张的不合理性和法治风险。我国未来的反恐战略需要将立法和刑事政策相结合,从而保证刑罚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     

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刑事政策的主体应是国家和社会 (团体 ) ;刑事政策的对象包括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 ,统称为犯罪现象 ;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打击和预防犯罪 ,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刑事政策的手段是刑罚和其他非刑罚的方法。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论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

A市B法院两个年度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犯刑罚裁量中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宽不足以及量刑失衡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实体上从严行使的定刑权及规范缺失，以及程序上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性障碍。为此，有必要完善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既要完善刑事实体规范，确立未成年犯量刑之法律依据，也要注重完善未成年犯量刑程序性保障机制，确保量刑公正。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性

刑事和解是一种在非刑罚化、被害人保护、犯罪人再社会化等方面均极具创意的新制度。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应恪守的重要原则。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问题是完善刑事和解所必需的基础性理论。不容否认,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然而系统论证之后可以得出二者间存在着协调可能性且协调性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