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有效引导网络舆论

随着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网络舆论的无序增加了政府对其有效引导的难度。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通过行政控制或者占领舆论阵地难以有效引导网络舆论,而通过政府与网民的平等对话,可以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与网民的平等对话,必须营造良好的对话环境,同时,政府要提高与网民对话的话语技巧,秉着尊重事实、平等及真诚的态度,这是对话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网络舆论主要要素分析及政府引导策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网络舆论也成为社会舆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形势下,深入分析网络舆论的要素组成及其区别于传统舆论的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网络舆论引导,是各级政府面临的现实课题。     

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网络公关:地方政府与社会关系和谐的新探索

地方政府网络公关指的是地方政府以争取公众信任和支持为目标,通过运用网络沟通和传播手段发布信忠,影响舆论,塑造良好政府形象的活动,是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和谐的新探索.地方政府网络公关受到网络舆论环境、政治体系内压力以及地方政府利益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舆论环境只有通过政治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的地方政府利益因素也是可以改变的.     

网络民粹主义:生成、传播与治理

网络民粹主义以网络场域为传播媒介,立足"人民审判"的合理性这一政治逻辑,形成了从议题构建到社会动员的传播路径。它是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形成与传播的结果。扭转网络民粹主义倾向要采用综合治理的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创造和谐的社会秩序。国家一方面要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则要加强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管,构建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培养媒体的公共品格和公民道德自律。     

网络舆论危机及其应对

网络舆论危机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所涉事件具有突发性,舆论压力大;所涉群体的行为非理性,控制难度大。从传播机制看,引发网络舆论危机的源头是个人或组织的不当行为,传播的主要形式包括新闻跟帖、网络论坛等,网民、网络媒体、政府是网络舆论危机中最重要的传播力量。网络舆论危机是多种因素混合交融的结果:网络监管不健全,网络伦理缺位,政府的不当处置,媒体的推波助澜。应对网络舆论危机,应加强网络监管,加强网络伦理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强化媒体管理。     

电子治理的主体选择:网络治理结构

当今电子政府的建设由于过于崇尚电子技术的工具取向,而忽略了其最为本质的、比技术更高层面的价值以及由此蕴涵的塑造新的治理结构与治理形态的契机,因而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符的新的关系与权力结构模式,电子治理由此成为了电子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利用网络与信息技术所塑造的虚拟平台并构建一个柔性化、电子化的动态性网络治理结构,必将以其所具有的各种核心优势而成为电子治理主体的现实选择。     

服务型政府: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服务型政府在我国已有十多年的建设历程,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将服务型政府与西方公共治理模式相提并论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建设实践。而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上均是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如何使其顺畅运行,取得稳定的运行状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稳定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识别了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3个变量,进而提出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假设,最终形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资源依赖还分别对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关系质量中的信任和沟通也分别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承诺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据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注重治理主体资源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性,重视关系质量的维护。     

耦合视角下网络秩序治理路径——基于微博日常网络行动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影响的日益扩大,以新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而开展的社会行动逐渐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遵从常人方法学倡导的对个体日常行动的考察,认为网络社会行动呈现出流变性衍化及双重性逻辑,网络的多元复杂性表明网络秩序治理不能采用传统的社会权力运行模式,"耦合"思路是一种可能性的治理路径,即实现政府、企业、网民三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通过价值共识下的内部耦合和多元共管下的主体间耦合,开展网络秩序的良性治理。     

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展开维度与行动策略

公共文化治理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二者间存在价值耦合关系。文化自信为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逻辑依据,是保持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理性的价值标准;为公共文化治理指明了方向,给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动力源泉。坚持文化自信指引是解决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法,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治理应从四个维度展开,即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场域、公共文化治理的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间关系、公共文化治理的行动机制。公共文化治理还应明确具体行动的策略,表现在以下环节：以文化自信为宗旨确立公共文化治理行动目标、以文化自信为主线构建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模式、以文化自信为指南创新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机制、以文化自信为依托再造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流程。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网络舆论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探析

网络舆论使公共决策的决策者与社会公众有可能建立起许多新的多向度的联系渠道,扩大社会公众参与体制内民主的范围和形式,增强公共决策过程的透明性、互动性,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     

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及其管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网络舆论危机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本文以大量的、典型的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为案例,以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传播学为理论框架加以剖析研究,系统阐述了网络舆论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形成路径。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政府在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从制度层面加强网络舆论危机管理。     

网络谣言治理与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组织的结构要素与网络特征

大气污染具有扩散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多个部门、多个地区的协调配合。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组织成为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工作,并已经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组织。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识别这些组织的特征是区域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协同组织是通过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正式机构连接而成,具有网络特征的倾向,故以Provan提出的共享型(SG)、领导型(NLO)和行政型(NAO)三种网络治理模式为理论基础,结合Ansell合作治理框架提出识别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的模型,并以我国实际组织案例进行验证分析。研究发现,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并非与三种网络治理模式完全对应,故分为联席类、牵头类和支持类三种组织。联席类组织适合于合作基础较好的关联区域,对应具有联合性质的组织;牵头类组织适合于范围中等且成员异质性高的关联区域,对应具有领导、指挥和协调性质的组织;支持类组织适合于规模较大且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关联区域,对应具有成员多元化或领导性质的组织。     

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沟通障碍及其消解

中国已经步入了崭新的网络时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大量不和谐因素使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面对网络舆论危机,各级政府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与网民展开理性的对话,进行有效沟通,对网络舆论危机的消解将大有裨益。遵循沟通的特点及其规律,政府应当在树立以网民为本的沟通理念、增强网络危机的沟通技能、提高网民的沟通能力、培植网络危机沟通的中介力量以及推进网络危机沟通的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构建起有效的网络危机沟通机制,在新的高度上重构政府与公众间合作与信任的关系,促进网络舆论危机的顺利解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