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沉默权的实现

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今正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该公约明确规定了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沉默权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规定沉默权，沉默权的引入就成了广为探讨的话题。论证沉默权可否在中国实现，有必要先澄消沉默权的含义与由来，分析引入沉默权的必要性以及我国立法规定的现状，再来讨论沉默权在中国的实现问题。     

论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制度的沿革人类社会的司法证明方法 ,经历了神证、人证、物证这三个发展阶段。在以神证为司法证明主要方法的人类社会早期 ,被告人只有按照“神”的旨意进行宣誓和协助“神”调查、证明的义务 ,而不可能有沉默的权利。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取代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后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世界上许多国家如中世纪的欧州大陆国家和封建社会的中国 ,由于视口供为“证据之王” ,“断狱必取输服供词” ,因而被告人也不可能有沉默的权利 ,因为被告人如果想沉默 ,司法官员就会用刑讯的手段逼取口供。正是这种口供主…     

沉默权的是非之争与正当根据(下)

英美国家关于沉默权的争论并没有完全否定沉默权的意思 ,而只是对沉默权的具体规则有不同意见。沉默权是一项有充分道德基础的个人权利 ,它既有重要的诉讼价值 ,又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一些国家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它进行的限制均附带有严格的条件 ,沉默权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受到损害。坚持和发展沉默权制度 ,仍然是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基本趋势。     

慎重对待沉默权

应否确立沉默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近年激烈讨论的热点问题。并且随着我国１９９８年对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 ,这种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如果说在这以前 ,学者们主要侧重于对沉默权在国外的规定及运作状况进行客观介绍的话 ,那么在１９９８年以后 ,则有大批学者纷纷撰文明确要求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应当肯定 ,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说 ,部分学者所提出的确立沉默权的理由是完全成立的。然而 ,任何制度的生成和运作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实现的。虽然沉默权制度的建立的确有利于提升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 ,…     

论沉默权规则的确立与限制--从刑事司法利益冲突与协调的角度

首先采用刑事诉讼法哲学思考的方法分析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认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应坚持个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 ,因此应该确立沉默权规则。其次 ,分析刑事司法利益间存在着内在的协调一致性 ,得出限制沉默权规则的必要性。最后 ,对沉默权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限制作了构想。     

沉默权问题:超越两种理路之新说

关于是否应当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沉默权及其可行性的问题,在学界先后经历过两次探讨,但并未形成普遍的共识。导致分歧的原因,不仅仅是价值选择的不同,更主要是分析的视野较为狭窄和缺乏理论深度所造成的认识偏颇,所以,对沉默权问题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其实,沉默权制度得以在西方国家形成,有其特定的制度文化基础,它与辩诉交易、自由心证等诉讼制度和社会治理状况有重大关联。     

沉默权的宪法思考

本文认为 ,沉默权首先应是一项宪法权利 ,诉讼法有关沉默权的规定 ,无非是宪法规定的具体化而已。确认沉默权制度体现了宪法保障人权的终极价值目标 ,是民主宪政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宪法中公开确认沉默权 ,是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     

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沉默权是西方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我国却是一个空白。从原因和条件两个方面对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作了简要论述     

沉默权与中国刑事诉讼

中国现行法之所以没有确认被追诉者的沉默权,有政治、诉讼制度、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既要从价值判断上明确其必要性,又要充分考虑到可能面临的技术难题;但从社会的宏观背景来看,中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艰巨性远远超过技术设计和价值判断的范围,必须特别注意相关制度的建设和程序规则的完善。     

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与突发事件中的国家救助

宪法上所确认的社会保障权,要求国家在公民因突发事件的打击而陷入困顿时承担主要救助义务,以维持其相当水准的生活。我国目前以自然灾害赈济为中心的应急救助体系存在规范残缺、范围狭小、主体缺位、标准偏低等明显不足,亟待完善。而构建国家应急救助制度的重点,在救助依据的确立、救助主体的确定、救助对象的界定、救助程序的设计、救助标准的衡量和救助资金的筹集等方面。     

中国社会对沉默权的容忍度有多大--沉默权在中国调研报告

沉默权制度作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随着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对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 ,沉默权问题逐步成为国内理论界、实务界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从目前已有的杂志、报纸等媒体对沉默权的宣传和报道来看 ,大多限于感性的介绍或者抽象的分析 ,而很少能对沉默权在中国的可适应性———这一关键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论证。应当说 ,沉默权在中国的可适用性问题 ,归根结底在于中国民众对它的容忍度有多大。也就是说 ,中国社会现有的土壤是否真正适合沉…     

沉默权规则探微

介绍沉默权制度的渊源、内涵及其模式,阐述这一法律制度在道德领域和诉讼领域的价　值取向。主张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应移植这一法律制度以有效改善现行刑事诉讼机制,　并就需修改与完善的事项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     

沉默权与严禁刑讯逼供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提问享有沉默不语的权利。刑讯逼供 ,是追诉者为了从被追诉者那里获知案情而采用拷讯等非法手段迫使被追诉者回答问题的行为。二者尖锐对立。欲使被追诉者真正享有沉默权 ,就必须严禁刑讯逼供。该文对二者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论沉默权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确立与保障

中国目前已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有关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意味着中国已承诺并承担了保障这些公约中所确立的被告人最低限度人权之义务。但是作为这些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的沉默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明确规定。沉默权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 ,已成为现代国际刑事诉讼主要价值取向和重要内容。我国应当确立有限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价值目标与利弊权衡评述

本文阐述了沉默权蕴涵的三种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分析了沉默权与无罪推定、刑讯逼供、坦白从宽等方面的关系,对沉默权的利弊之争进行了客观的评判,主张在我国应确立沉默权原则。     

如实回答与沉默权的功能主义分析与文化解释

如实回答与沉默权作为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属于＂人造之物＂,具有特定的功能。从功能主义出发,梳理如实回答与沉默权在各自不同诉讼结构中的功能性作用,说明其影响诉讼结构之机理。如实回答与沉默权亦是＂文化之物＂。通过文化解释,剖析如实回答与沉默权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回答了决定二者废与立的决定性原因。功能主义分析与文化解释的相互补充性的阐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     

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定权之法律解释:基于鲁潍案的分析

我国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立权相关条文之解释存在不同见解,鲁潍案裁判要点1及其引发的相关讨论,即围绕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立权之法律解释问题展开。但是,对该案及相关法条的已有讨论,无论是"领域说"与"事项说"之争,还是"积极抵触"与"消极抵触"之辩,均未就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立权提供融贯的解释。应当引入体系视角重述与上位法相抵触,承认地方立法在上位法所确定的框架秩序下享有一定的选择空间,并由此超越"领域说"与"事项说"之争,从宪法-组织法-行政许可法三个层次、授权与限制两个方面整体把握我国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定权之规范体系。将这种体系解释应用于鲁潍案,显示它可提供一种比该案原判更为全面的解释框架。     

沉默权制度与侦查讯问之关系辨析

实行沉默权制度以后,在侦查阶段受到冲击最大的措施是侦查讯问。主要表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即权利告知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预防侵权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律师帮助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侵权救济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侦查实践中,并非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张沉默权,沉默权确立后,口供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同样重要。如果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刑事政策真正体现到刑事诉讼法中,沉默权制度无疑将促进侦查讯问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