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困境与破解——以控制权为中心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PPP协议权利(力)配置遵循普通契约的一般规律，是不同风险与不同控制权的排列组合。PPP协议又具有特殊性，它是政府以关系风险增加为代价向私主体转移绩效风险的产物，控制权类型相应划分为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根据传统权力划分理论，在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固有权限之间仍存在一个权利(力)空间，它导致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的困境。为避免政府自由裁量权对权利(力)空间的任意支配，PPP项目公私主体控制权应区分绝对范围与相对范围。相对控制权的划分可借鉴公众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划分规则，优先配置给私主体，以突出PPP协议合作绩效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同时借助强制性程序规范，减少政府对私主体运营控制权的干预。     

契约视野下的公司自治与政府干预——从“健力宝事件”看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应强调的理念

在健力宝事件中三水区政府接管企业的行为的实质是行政权力对私权的粗暴侵犯。而在美国也曾发生过相似的政府行政权力干涉私人社团正常经营的事件——达特茅斯学院案，对案件的评介以及在契约视角下对公司制度的审视表明了尊重私权，尊重契约，尊重公司自治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今天的中国，树立产权和契约神圣的观念，树立公司自治和有限政府的理念，以此指引立法、司法和行政，并用有效的制度规定和惩恶机制予以保障，还作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的公司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将是真正市场经济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石。     

新《公司法》对股东与公司自治的扩张与限制

股东与公司自治在自治主体的人格性质、自治的内容、自治的途径方面有所不同,但又存在自治主体的依存性、自治权利的主从性以及自治目的的一致性的联系.新<公司法>通过扩大股东投资的自由度、扩张股东的实体权利、扩大公司章程自治范围、放松对公司经营行为的限制、扩张股东诉权等方式对股东与公司自治予以扩张.同时,又通过加大对股东权利之滥用和控制股东权利的限制、加强对公司管理层职权行使的限制、强化对公司的财务会计监督、赋予公司社会责任、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特别限制等措施对股东与公司自治进行限制.     

论公司自治的优势和局限性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具有独立的人格,有权通过公司自治谋求股东和公司的最大利益。随着公司权利与责任的不断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关系与社会的稳定影响也越来越大。公司自治就如同自然人意思自治一样,要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     

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事检察工作理念

“民事诉讼作为保护私法权利的司法形式，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不应与刑事诉讼简单地加以对比和强求划一。”“私法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当事人实现自己的正当意愿和合理期待。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事人在民事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有权利处分自己的权利，有权利选择诉或不诉。     

意思自治原则的成长与法治社会

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核是主体的平等自由,理性主义和权利本位观、商品经济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该原则的成长与法治社会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保障人权,实现经济民主成为其应有的以向。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契合,必将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普法与乡村社会中的法律控制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法律控制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能否接受法律所提供的权利观念,二是法律能否为人们的权利提供保障,法律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普法来说,第一个方面相对容易实现,而对第二个方面,则不仅要求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而且也要求乡村自治组织真正发挥自治职能,能够为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从而真正实现法律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

社会自治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它是人民在将必要的权力交给国家后,由自己保留行使的权利。社会自治权之所以正当,其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具有决定自治事务的权利,是真正体现民主制度的要求和反映。现代法治国家,社会自治权的功能在于对抗国家公权对社会的挤压与侵蚀,与国家公权构成分离与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历史是一个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缺失的历史。重构中国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的法治系统,必须在政府自律的基础上,根据法治理念的指导,在宪法的框架内,改造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的关系,并以完善的司法运作保障社会自治权的行使,以抗衡国家公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不当干预。     

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完善——以城市居民自治发展新要求为视角

相对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形式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和新的发展要求,我国城市基层居民自治组织不独立、自治活动的自主性程度低,应从确立居民委员会真正的自治地位、明确居民会议在居民自治组织中的地位、完善居民个体的自治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推进居民自治。针对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应明确居民委员会的职权,变政府指导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关系为引导和平等协商关系,强化居民委员会的自我决定权,增加居民委员会政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理财、接受工作成效评议等具体的义务和责任;针对居民会议组织主体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应明确其城市社区全体居民自治组织的独立主体的身份,并配置相应的职权;针对现行法律对社区居民个体的自治权利义务规定得过于粗糙、模糊的问题,应在居民自治法律中对个人居民自治权利和义务作出抽象的概括性规定,也要对相对具体的个人居民自治权利作出列举式规定。     

民法本位的私主体权利本位问题浅论

民法本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积极研究的内容,这关系着国家执法的合理性。民法本位以民法的立法基点和法律性质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将民事法律规范的作用与职能积极展现出来。全面确立并认识民法的私主体权利本位,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对民法本位深入了解,本文对民法本位的私主体权利本位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私"自治的辨析

自治为私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私"自治的具体内涵应该包括私法自治、私人自治两方面,前者是指私法相对与公法、社会法的独立地位,而后者则是指私法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意思自主。其二者既相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从法规范的层面来看,"私"自治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基于更高的价值目标,强行性规范也会对自治进行介入,但是根本目标在于更好地实现"自治"。     

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兼论市场经济是宪法经济

当代市场经济既不是近代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自１９世纪末以来处于政府干预下的混合市场经济，而是以权利配置为前提的“宪法经济”。依法治国首先要公私分明，明确区分公域和私域，用公法调整公域，用私法调整私域。通过经济立宪制约政府经济权力，防止因权力滥用对私权利的侵犯，这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     

法治模式中“合作社”的文化动员

合作社是在建立在群体自觉的基础上农民权利的实现方式,也是农民实行自治、利益表达的组织性资源。合作社是一种超血缘、传统、亲缘的"地缘"组织,在中国当下半熟人社会的条件下,只有可能从乡村的文化动员中让农民合作起来,从传统的政治动员式参与过渡到主体认同的自愿式参与。强调法治模式中的制度约束与创造,用现代权利理念来保障农民利益的需求,以文化动员唤醒农民的主体认同,建立起农民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的自觉。     

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界限研究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基于需求膨胀与有限政府的内在紧张,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各国打破行政垄断、推行公共行政改革的共同选择。但基于国家任务之不完全可授性、公民权利保障之不可克减性以及法律制度供给之非充分性等法理,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并非毫无界限。应当在遵循基本权利保留、适度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健全立法保障、恪守行政谦抑、完善社会监督,实现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良好效果。     

消费安全的法律规制——达芬奇事件引发的思考

达芬奇公司的虚假宣传和虚假标识行为已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消费者安全权属于经济法的权利范畴,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制市场失灵、维护消费安全的职责,选择正确的规制工具并及时执行法律。只有将信息规制、私的规制等规制工具加以组合运用,并保证刑罚作为规制的后盾,完善消费安全规制的制度路径,才能有效保障消费安全。     

公司民事法律责任研究的新探索——简评《公司民事法律责任研究》

公司法是舶来品，在以权利本位作为理论基石的西方法律思想的导引下，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市场组织法律形式，公司法首先是以确认各类公司主体的法律权利作为立法主旨的。因此，以股权为核心的公司法上的权利体系构成了公司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学者研究公司法更多的聚焦点也在于各类公司法权利的保障层面。但是，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政府公开有利于公民实现其权利的政府信息资源.政府信息公开,又称为政务公开,其目的在于增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从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有效防止腐败,建立法律的秩序。信息公开实现资源分享上机会均等,并保障建立一个透明化的政府,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体现了双方主体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因而,信息公开具有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论公司自治原则及其在我国公司法中的体现

公司自治是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公司生存的必备条件。在公司自治基础上,国家给予公司的强制是政府对市场经济下公司内部经济关系失灵状态的有效管理,也是保证交易安全与快捷的需要。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只有国家强制适度、公司自治有方,共同遵守规则才能达到彼此的协调统一。     

村民自治的规范与法理——兼论村民自治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村民自治规范体系由法律、党的基层工作规则以及乡村非正式规则等构成。村民自治在规范和理念层面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乡村治理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权利诉求,反映了基层治理从运动式、组织性的总体治理向发扬基层民主、注重个人权利的依法治理的转变。在主体、规范和机制方面,村民自治存在主体错位、规范缺失、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规范村民自治、提升治理效能,要基于乡村实际,以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完善党的基层领导机制、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协同村内各类型主体关系、推进自治单元改革等条款,完善规范体系,强化内生自治的法理,实现“乡政”与“村治”的结构耦合和功能衔接,推进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法治化。     

论行政相关人

行政相关人指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私主体。行政过程就是行政权力、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相关人的权利等相互作用的过程。行政相关人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相关性 ,其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与相对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增强对行政相关人的研究 ,对于依法行政、促进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