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整党中否定“文革”的教育

1983年至1987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为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左"的思想,真正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党达成共识,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便成为这次整党中思想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整党中彻底否定"文革"是军队提出的,进而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推广。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理想之“失落”的追问——关于当代国人重建理想的一些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民间组织的调查都显示：从普通民众到一般党员乃至党员干部的理想都发生了变化,“失落”现象相当普遍,许多人没有了精神追求,而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与感性享受。对此,社会上有人大声疾呼,痛感世风日下,希望回归传统;更多的人则处之泰然,以为本该如此。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如何重建理想,在社会常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文革”的教训与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中国会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文革＂这样一场悲剧,个人决断的高层权力格局,长期以来形成的崇拜领袖的社会心理,暴力手段的神圣化和泛化,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是重要原因。产生＂文革＂的体制性基础至今尚未完全解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愈来愈有紧迫性。     

“文革”期间江苏省农机化的发展研究

"文革"期间江苏省的农机化发展在国家强大的行政命令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由于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未能实现"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的预期目标。     

“文革”时期普通知识分子的抗争述论

本文在把现今已收集到的各种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对"血统论"风潮的批驳、造神运动的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的驳斥、"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的理论性反驳等四个方面对"文革"时期普通知识分子的抗争进行了粗浅的论述。     

论“文革”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抗争

本文对"文革"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行抗争和自杀式抗争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抗争与其所具有的独立思考之精神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优秀人格价值操守密切相关。     

“文革”群体仪式的表现及对群体心态的影响

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下的“文革”，人们既可以对它作传统性的历史学与政治学的观照，同时也不乏政治文化学、心理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文革”群体仪式，分类繁杂，表现也多种多样，在刺激群体对革命的献身激情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革”时期的“青年思想村落”:见证思想解放之路

每一代青年都有表现其精神风貌的标志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不仅有应当反省的狂热迷失,也有在反思中挣脱思想束缚,走向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文革群众运动退潮之后,青年人学习和探讨的群体--思想村落承载了这一转变,见证了一代人走向思想解放的脚步.本文依据口述资料,考察青年思想村落的社会环境、活动方式及思想特征.     

“文革”三日的清华见闻

那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正席卷全国,我们这些被停课“闹革命”的大学生也响应号召．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在清华校园逗留了三天,亲眼目睹了一些“革命壮举”。     

李先念在“文革”中对王震的保护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7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中一些重要段落均由毛泽东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     

“汉语批评”策略与当代话语重建

“汉语批评”是伴随“失语症”而诞生的一种理论策略 ,是继“失语症”之争文学理论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和当代话语重建的初步行动。本文从“汉语批评”与“失语症”、“当代话语重建”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三个层面 ,试图对“汉语批评”策略进行理论观照和宏观阐释 ,对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展开思考。     

“文革”歌曲的时代烙印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对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文革"歌曲。这是因为,我曾经较长时间参加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小学、中学、部队、直至大学,我亲自演唱过大量的"文革"歌曲,这些歌曲深刻地影响着我。我会经常翻开一本本陈旧的"文革"歌曲选集,回忆那段令人难忘的特殊经历。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文革”前的山东政协工作

政协第二届山东省委员会（1959年5月21日至1963年12月17日）,共举行全体会议4次,常委会议17次。此届委员会设提案审查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9个工作组。省政协机关人员编制29人。     

“文革”岁月里的“芳林嫂”

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后,胆大、心细、朴实、机智的芳林嫂,逐渐被人们熟悉和喜爱。其实,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名字叫刘棒清,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常序镇刘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文革”末年的经济生活

变模糊的传奇：风波中的凤凰自行车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岳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整个70年代，它是当时所有家庭的“大件”梦想，中国最出名的自行车名牌肯定是“凤凰”，“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已经70多岁的沈德出总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     

还原民间的生存本相——90年代以来“文革”题材小说叙事特色之一

新时期以来的“文革”题材小说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的意义和价值陷入主流意识与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中而相对沉寂。直到90年代,这类小说才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造就的“人民”神话还原为自在自为又苦难蒙昧的“民间”。当作家把叙事焦点转向民间,重新挖掘民间对抗主流意识的力量时．他们的创作更多地还原了民间的生存本相。     

对“另类文学”的写作批评

一、另类女作家走红文坛王庆生：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另类文学”问题。说起“另类文学”,说法不一。有的称之为“新新人类”文学,有的称为“新人类”文学、“突围”文学。不论怎么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另类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一些作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前卫倾向。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另类文学”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在创作上有哪些特点,哪些是我们赞同的,哪些是我们不赞同的。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给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社会…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革批判组”

1967年4月间,以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为标志,掀起了“文革”中的所谓大批判高潮。此后,全国的大报和各地造反派办的多如牛毛的小报。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我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所“文革”小组成员,自然也积极投入这场批判运动中。     

革命与国家：“文革”宣传画的性别传播

新中国初期的性别实践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化资源”,还是需要引起警惕和批判的矛盾体？考察“文革”宣传画所体现的性别实践及其传播,可以看出其所描绘的新女性尽管具有时代性的进步意义,但其作为国家主义性别实践的局限性也值得我们引起警惕和批判：它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革命化的性别和无性化的宣传;其性别观念及其宣传是为社会主义生产与建设服务的;本质上它以国家、阶级和单位替代了以往的父权和夫权。     

“文革”中我经历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中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经历了单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其中虽不乏黑色幽默，但更多的是血和泪，值得反思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