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

针对沉默权立法论争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这对命题,有益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立法实践。     

自由与意愿：道德行为的前提

行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为意愿是一个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通常来说,行为主体的意志自由,就是意志摆脱经验领域的外力,进行自我立法、自我主宰。意志自由外在体现就是行为意愿,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为。出于意愿的行为不是出于偶性,而是行为主体自主地运用自己的意志慎重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意志自由是行为意愿的内在理由,而行为主体的意愿是为自身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的逻辑依据。     

论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

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对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有不同的认识，前者主张意志自由论，后者否定意志自由论，主张因果决定论。我国刑法学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普遍肯定人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进而认为相对的意志自由是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基于此，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应是意志自由程度。之所以意志自由有程度之分，是因为意志自由以认识为前提，而人的认识能力不但具有有限性，而且具有大小程度不同。     

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意志自由的比较与价值考量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交际策略的比较,分析不同文化之间及不同伦理观之间的意志自由的差别,说明自由人、道德人及正义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西方文化中的意志自由观在东方语境下的启示,探讨跨文化伦理中的意志自由的价值考量,即中国人要学会正确认识意志自由,从根本上认同道德规范,建立完善的个体人格,以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反之社会要实现意志自由,也要反作用于创造和谐社会的行为主体。     

论意志的根据——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中的意志追问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论点:恶起源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它构筑了传统神正论的基础.在卷二中,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存在证明,其中,意志概念处于核心地位.人虽然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背离了上帝,从而犯下原罪,但这并没有损害意志的优先地位,意志具有本源优先性;自由是对真理的服从;一切善(包括意志)来源于上帝;意志之前无存在.这是奥古斯丁从自由决断出发对意志进行的一种存在论追问,论证了意志之为意志(意志之所是)的根据.     

论自由的主体、本质及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人类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二者的和谐发展;这些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主体的自由意志体现着自由的本质,但实在的自由只能是实践的产物,主体的意志自由也是随着实践自由的发展而发展;最后,现实的自由,是社会赋予的权利和主体自身的能力的统一,主体的权利自由和能力自由是自由的两个属性。     

人,一种追求意义的存在——弗兰克尔意义疗法述评

弗兰克尔意义疗法强调生活是有意义的;人有追求意义的意志;人有行使意义意志的自由。当这种追求意义的意志受到挫折时,有可能导致某种神经官能症。意义治疗就是要通过引导病人发现生活的意义达到治疗的目的。矛盾意向和去反思是意义治疗常用的技术。     

主体地位变迁与契约合意基础的辩证关系

契约法是债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契约的成立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地位经历了不同的展现阶段,人的意志自由也有着不同的表现程度,而意志自由恰恰是作为契约的合意基础而存在的,从而对于契约法的发达程度造成了重要影响;同时契约的运用空间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并对人的主体性的动态需求产生作用。     

主体地位变迁与契约合意基础的辩证关系简

契约法是债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契约的成立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地位经历了不同的展现阶段,人的意志自由也有着不同的表现程度,而意志自由恰恰是作为契约的合意基础而存在的,从而对于契约法的发达程度造成了重要影响;同时契约的运用空间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并对人的主体性的动态需求产生作用.     

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

划分罪过理论历史形态要符合一定的要求。罪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认识主义罪过理论、相对意志自由罪过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罪过理论等四个历史阶段。情感因素的阙如情况是探索传统罪过理论历史沿革规律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了解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原因的起点。     

自由意志与刑事责任——由贝卡利亚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所致之沉思

贝卡利亚作为早期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为回答该问题,可通过考察反对者提出的理由,并分析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相容论与不相容论,再借助法式反例对于负道义责任是否需要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由此得出贝卡利亚不支持自由意志论的观点的理由不够充分,相反,认为贝卡利亚所述之环境制约因素建立在其承认自由意志对于承担刑事责任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则是更为妥适的。     

犯罪对策与刑罚措施－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出发

犯罪人的意志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社会现实条件所制约的,因此,必须在认清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犯罪对策与刑罚措施。     

揭开犯罪概念的面纱——对“通说”理论的思考和检验

犯罪概念是刑法学的核心内容,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范。犯罪概念有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和混合概念之分,单纯的形式和实质之争无意义,混合概念没有揭露犯罪的本质。"通说"认为犯罪的特征包括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特征,但都不是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是意志自由,犯罪是行为人根据其意志自由为或不为,违反刑事法律规范且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     

揭开犯罪概念的面纱——对“通说”理论的思考和检验

犯罪概念是刑法学的核心内容,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范。犯罪概念有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和混合概念之分,单纯的形式和实质之争无意义,混合概念没有揭露犯罪的本质。"通说"认为犯罪的特征包括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特征,但都不是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是意志自由,犯罪是行为人根据其意志自由为或不为,违反刑事法律规范且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     

对情感因素在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续一)

着眼于形成之际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渊源,以情感因素在其中的缺失成因分析为主线,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自由意志罪过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理论得失的历史成因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能为正确认识自由意志罪过理论开启新窗口,并为进一步探究其它罪过理论形态的历史成因开辟新道路。     

行政指导行为的自由意志理念研究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相关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事实行为。它的出现以及它在市场经济国家高频率的作用，使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受到了新的挑战。在行政指导行为中，行政目的的实现是需要行政相对人的配合方能达到的。基于此，本文引入自由意志理念，从行政指导自由意志理念的确立之因和这一理念在行政指导过程中的具体适用两个方面予以论述和研究，以期为这一颇具人文精神的行政行为树立一种理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儒家与康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区别

儒家哲学是一种伦理化的形而上学体系，它将世界的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合二为一，并将人的内在道德本性与外在超越统一了起来，从而使世间的一切具有了道德属性和价值。康德哲学继承西方传统哲学观点，在根本上将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即自在之物和自由意志分别开来，不但从不从宇宙本体的角度来认识道德本性，而且还将自在之物置于人的认识之外，把自由意志归因于上帝的存在。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论法律行为理论中的纷争

文章通过制度比较与语义分析,在考查德国民法制定时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法律行为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予以澄清,文章指出：＂合法性＂的争议,毋宁是源自对产生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德国社会思想背景的陌生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而独断地认为法律行为仅为民法的部门法范畴,则是对＂意志自由＂＂、私法自治＂理念的误读与滥用所致;而意志自由与物权行为之间更是存在难以消弭的张力。     

自由意志的假设与良知的呈现——康德与牟宗三的一点歧异

康德局限于经验知识之中,将自由意志看作假设,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他对道德的考察只是逻辑思辨地考察。牟宗三引进德性知识,断言良知的呈现,坚持认为人有智的直觉,能够认识到自由意志,对道德的考察应是体证式的考察。康德看重先验的道德法则,贬低经验性的情感,而牟宗三立足于良知的活动性原则,从应然与实然统一的角度,借助于儒家的道德“工夫”论肯定了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康德在解决至善问题时设定了上帝的存在,牟宗三则借助于无限自由心（良知）,强调德性与幸福的“诡谲的相即”,解决了圆善问题。     

过错在现代侵权法上的重新定位

传统的过错心理状态说与实践中过错标准的客观化不相匹配。过错以自由意志为哲学基础,履行行为自由与道德评价的功能。过错的加害人本位破坏了当事人双方的平衡,背离了侵权责任损害补偿的基本功能。过错的本质是行为偏差,其决定者应当是社会共同体而不是法官。应当重新定位过错的地位,改变"无过错,无责任"的做法,缩小过错的适用范围,建立起平等对待的多元、多重的侵权责任归责体系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