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法的发展及其启示

日本已从刑事立法的稳定化转向了刑事立法的活性化;近年来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与重罚化以及刑法表述的通俗化、具体化。我国应当在法治视野下重新思考刑法处罚范围,而非单纯控制处罚范围;应当注重提高刑事立法的有效性,而非单纯注重处罚的严厉性;应当在刑事立法体例上采取例示法,而非单其强调通俗化与具体化的特征。     

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刑法对任何行为的惩罚都要有正当化根据,要坚持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刑法都呈现泛化倾向,我国经济刑法也明显存在调整范围过度的现象。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经济犯罪的客体是国家经济秩序,这种理解难以符合市场经济本质和前行方向,容易引起经济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经济犯罪是市场主体滥用经济自由而导致对其他平等主体或社会、国家公共利益的伤害(危险),对其法益要从实质上解释,形式上只是违反特定经济制度或秩序,不产生具体法益侵害的行为,应由经济行政法调整,不宜纳入刑法范围。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司法认定要重视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限缩经济刑法的处罚范围。     

金融刑法与金融犯罪的理性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国际融合程度的不断提升,我国当前的金融犯罪既不同于传统的财产犯罪,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务性贪污犯罪。它所蕴含的本质表现为在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之中,国内与国际金融经济财产交割与流转过程中,违背国家金融经济监控管理法律法规、危害国内与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安全的行为。本文试图做一个桥梁的工作,希望把一些金融犯罪与金融刑法的基本问题拿出来,供作参考。     

证券犯罪与新刑法

新刑法颁布后，刑法条文的理解如何与具体犯罪的行业特点以及理论分析结合起来，是刑法注释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从证券业的实际出发，结合犯罪学的理论视角，对证券犯罪以及新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加以分析。文中分别论及证券犯罪的加害——被害关系、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中不同的证券犯罪、证券犯罪所围绕的三类行为载体、证券犯罪与证券市场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权力型证券犯罪和金钱型证券犯罪，以及新刑法中有关刑事规范的几个界限和问题     

我国刑法设置背信罪之探讨

本文首先研究了背信罪的含义、范畴,从背信罪的内涵和外延上将背信罪区分为大背信罪和小背信罪,并指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小背信罪;其次,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刑法在背信犯罪上的不平等保护两个角度论述了增设背信罪的必要性;最后,从我国民事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基础、背信罪可以融入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以及不违反刑法的最后性原则三个角度论证了增设背信罪的可行性。     

经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

<正> 一、经济刑法的概念(一)学说见解综合刑法学者研究经济刑法的不同见解与各国经济刑事规范的现况,经济刑法的概念有三种表达方式:     

关于我国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思考

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从理论上讲,存在刑法典模式、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特别刑法模式、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四种不同类型,而在我国刑法语境下有讨论意义的是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与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决定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的、文化的与政治的三个方面。我国当前以刑法典为主的金融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必然性,而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改采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同样具有必然性。     

论我国银行业的刑法保护

<正> 一、刑法介入的适切性与银行业的刑法保护 新刑法增加了大量金融犯罪的规定。1979年刑法中只有投机倒把罪等5个条文涉及到金融犯罪,而在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中,至少有31个条文专门就金融犯罪做了规定。在1995年《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之前,金融刑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伪造货币、逃套外汇、伪造有价证券等方面的规定。而在新刑法中,除证券、保险等方面的专门规定以外,还规定了货币、金融机构设置、信贷、集资、票证、外汇、洗钱、有价证券等方面的犯罪。     

加入WTO后我国证券犯罪面临的刑法调整和应对

我国加入ＷＴＯ后，不仅仅会在经济与贸易规则方面发生很多变化，同时也会波及到方方面面。意味着我国将通过立法和司法履行自己的承诺。随着外国证券机构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证券行业将会产生许多新问题，出现一些新型的证券犯罪，这就需要我们尽早研究对策，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在入世后有健康、稳定的发展。     

略论刑法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证券市场中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和矛盾日益增多。这决定着当前我国开拓、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面临一个如何加强管理的问题,以保障证券事业的健康发展。本文结合《证券法》及新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就刑法介入证券市场的必要性,证券犯罪的概念、种类及构成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粗浅的研究。     

浅议日本刑法中赃物罪的借鉴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德、日刑法中有关赃物罪的内容，丰富了该罪的构成，有益于司法实践。为此，笔者对日本刑法中赃物罪的有关规定作简要介绍，以便于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理解和认识。     

我国刑法修正模式辨正

1997年后,我国刑法修正主要采取修正案模式,刑法法典化逐步深入。近年来,受到"解法典化"思潮的影响,刑法修正案模式受到一些质疑,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多元立法模式被部分人推崇。其实,刑法修正案契合我国的法典化传统,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有利于公众认知与司法适用,在适度犯罪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它克服了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零散与泛化倾向,彰显了刑法立法的严谨与克制,维护了刑法规范体系的协调统一。通过全面分析与价值衡量,刑法修正案具有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所不具有的优势,而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则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刑法修正案模式应继续坚持。     

论我国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

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是金融刑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设置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以重点性、全面性、协调性三大原则与金融交易中心主义、金融客户本位主义两大价值理念为分析工具,对我国金融刑法罪名体系的外部构造和内部设置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由此提出了相关的改革与完善建议.     

论刑法经济

在运用刑法遏制犯罪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是正义的化身而追求刑法的公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国家必然关注刑法的投入和产出比例的经济关系,刑法经济问题由此而产生。刑法公正是刑法追求的首要价值,对刑法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刑法经济与刑法公正的关系,并以此来确定刑法经济在刑法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本文的主题是阐释近代刑法及其观念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在历史叙述方法上,论文融合了刑法制度史和刑法思想史。作者将近代的刑法观念分解成三个核心命题:刑法是公共权力对犯罪的一种惩罚;犯罪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也是一种主观的罪恶;刑罚同时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报复和对自由意志的拯救。由此,论文相应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从同态复仇到公共权力的报复。其中,古罗马的犯罪学是刑法的形成阶段,16世纪之后君主主权国家的刑法是现代刑法的开端。第二,从客观归罪到主观罪恶的救赎。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神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世纪的宗教使客观刑法注入了主观的因素,刑法主客观统一论由此产生。第三,从残酷的肉刑到刑罚人道主义。古代社会的刑罚强调报复的对等,封建的刑罚强调的是君王的威吓,宗教的刑罚强调的是主观罪恶的救赎,当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刑罚强调人道主义原则。     

当前我国金融刑法中存在的问题探究

金融刑法是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较完备的金融刑法体系。由于我国金融业起步晚,发展远不够成熟,当前我国金融刑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对我国金融刑法中金融犯罪的范围、金融刑法的罚金刑、金融犯罪的数罪并罚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对金融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有所裨益。     

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金融犯罪的新态势及刑法应对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考察,金融犯罪呈现出以下新态势:金融犯罪新手段追随金融市场热点,与新兴金融业务如影随形;金融机构的用户至上主义衍生金融犯罪的空间;金融冒险成为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犯罪的重要原因;金融犯罪的处置引发对金融监管制度逻辑的思考;金融犯罪的全球化呼吁国际立法与司法的合作。面对新态势,刑法应以及时犯罪化,完善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设计、拓展司法能力、加强刑事全球化合作等方式予以妥善应对。     

论修改刑法应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正> 近年来,法学界就刑法修改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本文拟联系有关建议就修改刑法应当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发表一些浅见。 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基本关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根据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司法应当以刑事立法为依据,而且法官的裁量权越小越好;但成文刑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法官具有相当自由的裁量权。如何在二者之间谋求平衡,使刑法精神公正地得以实现,确实是一个难题。本文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只是从刑法修改的角度说明:不要试图用刑事立法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