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法官的精英化

现代社会精英是在民主政治、知识理性和社会分工潮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 ,通过开放、流动的社会竞争机制形成的卓越阶层。现代法官群体属于现代社会精英的一部分 ,它在构筑经验正义 ,推进民主与法治 ,维护法律统一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造就人文主义模式的精英法官群体是我国法官职业建设的目标 ,未来应通过保障宪法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改革法官选任制度 ,保持法官规模精当适度 ,以及防止法官异化等途径 ,推进法官精英化目标的实现     

扩大农民政治参与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

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党的重要决策之一。人民陪审制度作为典型的政治参与制度,理应具有实现政治民主等政治参与意义的功能。而我国的现行制度在陪审员的选任资格、选任方式、任职期限等方面的精英化、专业化规定不利于农民参与。为了让农民充分参与该制度,有必要放宽农民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并在农村地区实行普遍而平等的陪审员选任。在此基础上,建议实行陪审员负责认定案件事实、法官主司法律适用的人民陪审团制度。     

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

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追求良善社会的永恒话题.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各国司法都具有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司法的政治性及其制度表达决定于“政治国情”,而司法的运行则诠释与实践其政治性所承载的各种政治价值与需求.由于当代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党政体制及其政权组织结构,我国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由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司法在实践中又表现为向法治性回归的演进趋势.因此,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与法治关系表现为体制上的“政法模式”和司法运行中的“法政模式”并存的鲜明特征.     

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

政治精英流动是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当前主流研究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鲜有触及。超越精英研究中的“二元精英论”等主流分析框架，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资本视角来解读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流动路径。基于笔者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的农业镇（以下称F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相对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镇一级干部的职业流动的作用更显著。本研究认为，基层政治精英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多重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制度安排、基层政府运作逻辑，及伦理本位的中国乡土文化是影响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三大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动力机制（Dynamics）。     

公民有序参政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法治的阳光,最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的温暖、生命的尊严、生活的幸福,而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阳光。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在此着重阐述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及政协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同步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发展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成功地经受住了由西方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冲击,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既与传统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又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其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了极大的主动性和渐进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将以契合法治中国建设为动力,在不断地向法治型政治文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力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这种主动性与渐进性的法治型政治文化的转型,既是维护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浅谈公民意识的生成

公民意识是从法律制度规范走向现实法治秩序的重要桥梁。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优良的公民意识能充分有效地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准则，从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先天不足，这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是十分不利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全方位探讨建立孕育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个性化、现代化。     

“法治思维”是一个全新而又科学的政治概念与政治命题

'法治思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与概念,是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命题。将法治思维用来指导工作,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法治思维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均可概括为16个字:'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公民德性与法治转型

公民德性是人在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审议与行动中，超越个人善、推进公共善的确定倾向。公民德性从树立法治观念、参与公共讨论、参与政治事务的方面塑造“好公民”，为法治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动力。中国已经处于法治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了解决政府主导型模式带来的弊端，完成法治的正当性供给，需要发挥并培育公民德性。目前，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存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历史 传统等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立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提供更好的条件。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

党的十五大和修改后的宪法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行法治就是实行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即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问题。在我国必须改变官本位的弊端。本文首先以实例说明当前权力腐败的严重性，继而对官本位进行了文化、历史分析，然后对有关的理论认识和制度改革进行了论述.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从合法性危机到社会安全阀

本文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性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作为政治精英应对政治治理合法性危机的对策而提出,并通过自上而下的启蒙方式推动建构的。这一制度在其适用中逐渐成为一个压力释放机制,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成为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的渠道。     

新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参与研究

新社会阶层由于其参政能力与参政意愿与原有社会阶层相比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同时,新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制度的公平性上与传统社会阶层相比也存在着制度性失衡.协商性政治参与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促进阶层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中央政法委举办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保持政法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色。     

与社会和解:中国法治模式的伦理文化之维

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依法治国不仅成为政治精英治国方略的不二选择,也逐步成为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法治模式,中国可能实现什么样的法治模式,却是一个不能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的复杂问题。分析中国法治选择与道德、伦理的潜在冲突,通过合理调节法律与民族伦理以及民众道德观念的关系,实现法律与社会的和解,是中国法治模式的基本维度。     

宪政视野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宪政是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人权为终极目标的政治过程与政治状态。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与方式,通过介入政治过程而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最终促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深远的意义。     

浅谈我国政府律师制度的完善

政府律师是律师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国家政治工作和法治建设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政府律师制度在我国必要且可行,本文试在研究我国已有的政府律师制度实践基础上,从政府律师的进入机制、管理方式、监督模式和权利保障等方面,提出相关完善意见。     

新的要求 新的起点——省人大机关处级干部培训班上的典型发言摘录

制度建设是做好新时期人大工作的重要保证 焦健（《公民与法治》杂志社总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的确立，结束了漫长的专制制度垄断中国政体领域的局面，开创了我国政治制度进入以多数人为轴心的新纪元，实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良性循环，开辟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多种形式和有效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形式，也为我们构建和谐杜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法治对政治权威的约束作用

实现法治是当今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理想实现途径。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宪法和法律至上,即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任何个人、法人、政党和团体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必须以法治来严密约束政治权威。考虑到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现状,法治对政治权威的约束作用的探讨对我国更具现实的意义。     

法治视域中村民选举政治生态的治理

村民选举政治生态是农村政治生态的一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微观系统,由作为选举主体的村民以及选举规则、风气、导向等基本要素构成。当前村民选举政治生态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态度呈现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化现象,其负面影响超出选举本身,不利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社会政治信任的建立等。选举规则的缺陷和缺失致使选举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不力,追究违法行为存在操作难题。不良风气催生和加剧贿选、暗箱操作、暴力化等各种选举乱象,制约村民自治的发展。乡镇党政等上级组织在指导选举中导向偏失,削弱了选举规则的效力并恶化选举风气,挫伤村民选举的积极性。治理村民选举政治生态,需要放到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总体进程中去考量。以法治思维为导向,培养和强化村民的主体意识,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核心支撑;完善农村选举的法律制度,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法治基础;加强执法执纪监督,扶正祛邪,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     

论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实践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如何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分为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要推进法治政治智慧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路径：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优先性。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