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的成本

刑罚成本是国家创制和运行刑罚所支付的一定费用和代价,它包括刑罚的经济成本和刑罚的社会成本。刑罚的经济成本包括刑罚的固定成本、变动成本、错误成本和机会成本。刑罚的社会成本包括刑罚对犯罪人及其家属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刑罚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刑罚成本受多种因素影响,控制刑罚成本应从刑罚成本的影响因素着手。     

刑罚轻缓化的社会因素分析

当代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对刑罚的轻缓化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发达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和先进的社会文化是影响刑罚轻缓化的重要社会因素。     

论刑罚权及其限制

<正> 刑罚权是刑法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受到刑法学家的重视。在我国刑法学界,刑罚权的研究可以说是十分薄弱的。刑罚权关系到刑法之根本,是一个需要加以论证的问题。同样,刑罚权也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是一个需要加以限制并为其进行界定的问题。本文拟就刑罚权的基本内容作一初步探讨,就正于我国刑法学界。 刑罚权是国家运用刑罚惩治犯罪的权力。因此,刑罚权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那么,刑罚权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刑罚权的起源,在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神授论与契约论之争。     

刑罚的文化分析——大卫·加兰德刑罚社会学研究

与传统的刑罚研究的哲学路径和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不同,刑罚社会学探讨的是刑罚与更为宽泛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在对刑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进行系统梳理的墓础上,美国学者大卫·加兰德认为,由社会建构的心理与情感即文化对我们惩罚犯罪人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文化模式建构了我们思考罪犯的方式,并且提供了思想架构(不管是科学的、宗教的还是常识的),让我们透过这些架构来看待个人、理解他们的动机以及将他们当成一件件的案子来处理.在刑罚的文化分析的基础上,大卫·加兰德进而提出了作为社会制度的刑罚理论,主张从多元化的视角来理解刑罚这种复杂的制度现象,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我们对刑罚的理解模式,也将改变我们对刑罚所作的规范性思考.     

社会团结与刑罚的变迁——走入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

涂尔干认为法律是社会团结形式的外在象征,反映着社会团结的本质.不同的社会团结形式中,法律发挥着不周的社会作用.随着社会从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刑罚也逐渐地发生量变和质变.     

刑罚节俭内涵析

刑罚节俭是刑罚合理化的重要内容。刑罚节俭内含“节制用刑”和“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求得最大的刑罚社会效果”两个层次。刑罚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分别决定了刑罚干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节制用刑应从控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两个方面进行；而只有制刑、用刑、行刑等刑罚适用的各个环节都注重刑罚的效率，刑罚节俭才能最终实现     

论人格刑罚

本文在比较、分析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刑事实证学派对刑法人性基础的认识,并评价各自优劣得失的基础之上,指出糅合二者之长的并合主义刑罚观——即以人格责任论为基础的人格刑罚所蕴含的意义。即在对犯罪进行裁量时,不仅要考虑客观行为,也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犯罪预防机制更趋科学,刑罚的人道精神得以彰显,从而有效的实现刑罚的价值。     

论刑罚正义观念的演进

自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刑罚，刑罚正义一直是法学家关切的主题。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分别阐述论证了各自的刑罚正义思想——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个人自由平等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即自由平等与秩序的价值关系问题。秩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需要，没有良好的秩序，也就没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同样，自由和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没有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也就不会有良好秩序的形成。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罚正义思想则体现出二者内在的辩证统一。     

再论刑罚个别化原则

量刑实质上是在定罪基础上根据犯罪人的罪责大小决定是否处刑以及如何处刑，因此把犯罪人的罪责个别化是量刑的核心内容。作者指出，我国的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内容不仅需正确评价犯罪行为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轻重，还应适当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从而确定刑事责任轻重以正确量刑。因此，刑罚个别化既包括犯罪行为的个别化，也包括犯罪人的个别化     

论中国古代刑罚的流变

人类社会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刑罚制度亦是如此。特定的刑罚制度是反映社会进步状况和文明程度的晴雨表。中国古代刑罚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流变,刑罚功能以报复和威慑为主。在传统刑罚观念中,重刑威慑在古代社会陈陈相因,使中国刑罚演化史充满了暴戾和血腥,而刑罚的＂礼化＂亦使古代刑罚具有威慑与道义的双重性格。     

民意对死刑适用的影响辨析

民意虽然对死刑适用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十分有限,影响死刑适用的主要案外因素是媒体和政治决策层的意志。要注意区分真实的民意和因受误导而产生的民意。应当将民意作为检视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标准之一,认真、慎重地加以对待。     

论非监禁刑

从世界范围来看,刑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以死刑、肉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过程,这是刑罚向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监禁刑是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刑罚措施,也是对社会、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人本身有显著益处的刑罚措施.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把现代化的行刑重点转向非监禁刑的适用,我国非监禁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非监禁刑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国内外现状出发,针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非监禁刑的立法、执法等现状,提出了构建非监禁刑体系的设想.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交通违法处罚的重构

当前道路交通违法处罚制度存在着重处罚轻教育的倾向,部分处罚措施缺乏针对性导致效果有限,对于多次同种违法行为仍然采用同一处罚标准未能体现量罚原则。警告处罚未能起到警示作用流于形式,吊销制度在取消驾驶权利的同时也消灭了当事人的驾驶能力,注销驾驶证制度存在过度适用且缺乏行政救济途径的不合理之处。解决的措施是以交通安全义工制度强化对违法当事人的教育;对累犯实行递进加重处罚体现量罚原则;实行驾驶技能资格证与驾驶许可证制度,用驾驶许可证停牌制度取代暂扣和吊销制度;部分处罚可用替代方式执行。     

论刑罚的公平性

刑罚的公平性有两种根据：一种是刑罚的报应根据，认为刑罚量的分配应该与已然之罪等量或等价；二是刑罚的预防根据，认为刑罚量的分配应该与未然之罪相适应。本文认为，刑罚分配的公平性既通过刑罚的报应根据（刑罚与主观恶性、客观危害相适应）体现出来，又通过刑罚的预防根据（刑罚与再犯可能、初犯可能相适应）体现出来，是二者对立统一的结果。     

刑罚人道主义研究

刑罚人道主义要求对犯罪人的追诉、审判尤其是刑罚的执行要符合一定的道义要求,以此限制与匡正刑罚权的行使,使刑罚与人性保持一致.作为一项基本的刑罚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出现了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应当重视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的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在实践中得以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论行政刑罚

行政刑罚是介于行政法与刑法之间,伴随着行政处罚难以完全满足公共行政制裁需求而产生的。它是指由司法机关对违反行政刑法规范的行政犯罪行为人所依法施加的一种刑罚制裁措施。本文由行政案件防治体制的缺陷引发,认为应建立一套介于行政处罚与传统刑事制裁之间的新的惩罚模式,并主张从立法方式、立法种类上对其进行立法重构,并应在比较外国行政刑罚的基础上,适当借鉴他国优势模式,建立适宜我国国情的行政刑罚法律制度,并从立法、制裁种类、司法层面上做好行政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论死刑的替代措施——以我国刑法立法为基点

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全面废除死刑,但由于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因而应当将死刑罪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刑法对68种犯罪规定了死刑,主张废除其中的56种犯罪的死刑,保留其中12种犯罪的死刑。在废除56种犯罪的死刑后,除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的死刑规定明显不合理,不属于废除死刑后采取替代措施的外,对其他54种废除死刑的犯罪均应以25年不得假释或者减刑后服刑期不得少于25年的无期徒刑作为其替代措施。     

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探究--以单位刑事责任的追究为视角

我国1997年新刑法中确立的单位犯罪刑罚体系存在罚则不统一、刑种单一的缺陷,限制并妨碍了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有效追究。通过对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适用单罚制的单位犯罪进行分类,并据此深入分析,运用"社会契约论"和"主体双重性"理论,在限制性剥夺犯罪单位对其组成成员以及社会履行基本义务的能力的基础上,重构单位犯罪刑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