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经济学之发展逻辑

宗教经济学是伴随着宗教经济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宗教经济学逐渐演变为有神论宗教经济学和无神论宗教经济学两种发展路径,而两者所研究宗教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不同的,其本质区别在于对待神灵的认识、作用和态度的不同。但是,作为神灵在现世中的化身人物、话语体系、话语权代表及其作用则客观存在,这也是研究宗教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浅析佛教与基督教的家庭伦理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佛教、基督教的孝道观念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的对比分析,讨论两教在家庭伦理问题上面对的矛盾,及这种矛盾所反映的本质问题.佛教与基督教的家庭伦理观的差异根源于两教不同的基本原理,而这种宗教理念与世俗生活秩序的冲突,则是造成上述矛盾的主因.     

对中国传统宪法观念的反思与检讨——以中外宪法观念比较为视角

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型决定了宪法观念的变迁和发展,而宪法观念的变迁又是宪法变迁与发展的先导。宪法观念在宪政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宪法观念使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解读产生差异,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政秩序也会相异。中外宪法观念在“根本法”意义和宪法价值层面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过程中,厘清传统的宪法观念,进而更新传统的宪法观念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国宪政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儒学中蕴含的"超越",不是指向彼岸王国的超越,而是在人自身之内实现的精神超越.儒学是一种典型的"内在超越"的思想形态,它妥善地处理了生命的有限性与终极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儒学有对超越境界的追求,所以,它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宗教,但同样能够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从而表现出宗教的某些特性,具有宗教性.     

化解全球化过程中宗教冲突的儒学资源

全球化其实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趋同”与“求异”的一体两面。“求异”的根源在于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别 ,而如何对待宗教传统的差异 ,从而化解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文明冲突 ,如今尤为迫切。儒学传统并非西亚一神教意义上的宗教 ,但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宗教性。其中蕴涵的“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在明代的阳明学中趋于成熟。而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可以为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提供一笔丰厚的资源。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内涵有相同的因素 ,即对诚信道德的追求。作为两种不同的精神理念 ,二者表现出更多的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现代契约精神包含有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等 ,这些观念对中国现代伦理思想的确立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宗教渗透”概念辨析

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模式,更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宗教渗透经历了文化意义上的广义宗教渗透、政治意义上的一般宗教渗透、资本主义针对社会主义的狭义宗教渗透(现代宗教渗透)三种历史形态。对宗教渗透概念进行深入辨析,以消除人为赋予该词的模糊性、神秘性、敏感性,是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而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的重要前提,对于实际工作部门制定合理有效的反渗透对策也会有所裨益。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论儒学的宗教形态

从近代以来的西方宗教观来看 ,儒学缺乏宗教组织、神职人员、圣经等制度宗教的物质外壳 ,不属于宗教的范畴。但是 ,如果从形而上的角度看 ,它保持着对神灵的崇拜、有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 ,这种对现世的超越又规定了它的宗教性。它是一种弥散型的宗教 ,兼具哲学和宗教两种形态 ,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     

引导宗教参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以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对引导宗教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基本原则进行了粗浅探讨,认为宗教的社会文化属性及其意识形态特征决定了它能够被引导,而且必须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时,初步阐释了改革开放前后人们对宗教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植根于社会转型后人的社会属性界定的新变化,植根于人们固有思维方式的新变化,植根于传统政治理念的新变化。     

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

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声称,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死胡同,资本理性和科技理性已经走向末路;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前孔子”中去寻找出路。然而,当今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事实提醒我们,文化民族主义要想达到民族文化自觉,必须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大背景下,积极引导文化民族主义自觉发展,避免保守、自由和激进,使其与民族文化自觉方向一致,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自觉。     

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

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宽恕”是“为爱而爱”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其“原罪”的价值维度。“原罪”说使“罪”被绝对化、先天化,人的尊严、权利、责任被绝对化、先天化了,并由此造成了信仰维度的存在。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自知。中国的“宽恕”是纲常伦理的处理原则,体现了其“原善”的价值维度。“原善”说使属性、本性被绝对化、先天化,人是自己的救主,人性高于神性,罪恶只是外来的污染,因而不存在共同责任,只存在道德责任。它“宽恕”的是可以“宽恕”的,并非不可“宽恕”者。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无知。但是,只有“宽恕”不可“宽恕”者,宽恕才存在。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宽恕”不是“宽恕”,“慈悲”不是“慈悲”。     

伦理本位与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学之价值取向

春秋时代和希腊时代分别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两个时代基本奠定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主题.这个时代中、西方的思想家对人类政治世界的思考方式不同,这究竟是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还是必然结果还有待探讨.与中国相比,西方的政治哲学更具理性精神,而中国的政治哲学则具有强烈的伦理特征.它更多关注人世的事情.本文论述了这二者的特征,重点论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政治哲学在遇到西方充满理性精神的政治哲学的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主动接纳意愿和强烈的求变心态,分析了这种回应失误的地方,阐述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普适价值观念应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关照中国的现实.     

庄子自由理性的特质及其影响--以"游"为中心而论

老子是"政治性的动物",而庄子则是"非政治性的动物";老子的自由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自治",而庄子的自由则表现为精神领域的解放和超越."逍遥"和"游"是庄子的两个非常独特的观念,二者体现了庄子自由精神的基本形态.庄子以"游"和"逍遥"所确立的独特的"精神自由"、"精神乐园"和"精神故乡"极具诱惑力.庄子为中国知识阶层追求自由精神不仅奠定了"诗意性"的观念基础,而且也以自己的行动为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的原因探究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是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差异的历史原因,其中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孝亲观”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中西文明发展逻辑的差异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文化落差的影响)。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背景是其产生差异的现实原因。     

《红线》中女性人物的文化身份

在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作品《红线》中，女主人公鲁丝的文化身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杂糅性：她是位地道的澳大利亚女性，但非常痴迷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到中国与沈复灵相识后，受启于佛教转世轮回的思想，与沈一道成为《浮生六记》中芸娘与沈复的转世，在今生续写了两人未了的爱恋。从杂糅性的概念、杂糅视角的特征，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启示来分析鲁丝的生存状态发现，她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中澳文化的平等对话，而无所谓到底谁是主流秩序。     

闽台学校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比较

网络时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日益凸现,导致青少年产生了许多新的心理问题,客观上也促进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与完善。比较福建与台湾青少年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异同,借鉴台湾的成功经验,对发展福建及大陆其他地区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东西方法文化对法治进路的影响

东西方法文化基于在选择秩序构建模式以及治理文化策略选择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民众对于与法相关的如自由、权利、义务等概念以及其内涵认知的差异,研究并对比东西方法文化的异同,探究其内在观念和外在制度的本质差异,可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和建议。     

伦理学之争：内在还是超越——在孟子、勒维纳、克尔凯郭尔之间的对话

孟子、勒维纳、克尔凯郭尔对于"我和他人的伦理关系"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伦理学不能建立在本体论之上,在"我和他人的伦理关系"里,"我"永远是一个"小我",而"他人"则是超越的存在,伦理主体的意义就在于与不同于自己的事物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