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 ,我国最好采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立法模式 ;但是考虑到司法实务和立法技术等具体问题 ,分别制定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次佳”选择。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思路。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该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两大部分。根据刑事证据立法的趋势 ,犯罪侦查观念应做如下转变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工作的影响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公诉、监所监督、民行检察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其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技术侦查措施、简易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改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尤为重大,需要检察机关调整观念、创新方法、积极应对。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侦查意识的培养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侦查意识的培养是适应刑诉法修改的客观要求,对于侦查人员侦查意识的树立与强化具有重要意义。侦查人员只有不断树立与强化人权意识、证据意识、科技强侦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保密意识、情报意识等,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完成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重任。     

论行政程序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应用——以行政程序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为视角

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益,使经济案件证据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在行政程序证据的应用过程中,只有区分行政程序证据和刑事证据的差异,重视将行政程序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注意不同类型证据在转化过程中的问题,才能实现对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     

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运用困境及其制度因应

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的运用面临困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技术侦查证据核实方式易异化,二是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对此,应细化相关立法,完善技术侦查证据核实制度,健全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的监督制约机制,明确“瑕疵”技术侦查证据补强的限制规范,以推动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发挥作用。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之证据能力探讨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受到诉讼模式的影响,建立"混合诉讼模式"的证据能力制度是解决其所获证据能力的关键所在;卧底侦查所获言辞证据、实物证据的特殊性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证据能力规则;确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符合的证据能力制度,构建以"利益衡量"为标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卧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完善我国卧底侦查所获证据能力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浅谈侦查谋略的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前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由于立法空白等多种因素使实质上不合法的一些侦查谋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与我们所提倡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极不协调。本文旨在通过结合这两者,列举现状分析原因,说明笔者在这此方面的看法。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侦查程序若干问题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查明犯罪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从侦查程序的上述两个目的和两种基本价值的协调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两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应当围绕保障侦查机关有效执行侦查职能和确实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两个目的,从刑事立案、侦查行为的实施、侦查权力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等方面进行修改与完善,以保证侦查权的有效、正当行使。     

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问题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纳入到基本法律的立法规制中,技术侦查材料被赋予了证据的合法地位。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针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技术侦查证据应当严格排除,以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     

从宪法修正看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 ,迫切要求刑事诉讼中进一步加强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 ,应当完善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护 ,确保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并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参照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措施     

刑事印证初论

刑事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明方式,它具有层次性;刑事印证的表现形式为证据链,核心为证据联结点;证据联结点的差异有合理的差异和非合理差异、重要的差异和非重要的差异之分,证据间的一致有实质一致和虚假一致之别;对既具有间接证据也有直接证据的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达到全案证据链的完整性即可,对全部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则要达到证据链的闭合性.     

新刑诉法施行背景下侦查讯问运行情况的实证研究

侦查讯问是整个侦查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全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为了确保侦查讯问工作规范化运行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有必要从实证调研的角度,以讯问人员为考察对象了解当前侦查讯问运行的总体状况以及新刑诉法对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影响。相信相关研究结果能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认清形势、总结经验和解决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侦查取证风险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由于本次修改初步建立了以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为基点的证据规则体系,这对于侦查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传统的侦查取证方式将面临一系列可能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是可以识别和控制的,需要侦查机关在风险管理和侦查能力提升上多下功夫。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论纲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的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又出现了一些亟待修改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要坚持理性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哲学为指导;国家本位转向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一元化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权力治人转向权利保障;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最终转向程序本位;高压从重转向宽严相济;国内优位转向国际优位。     

论刑事侦查中的监听问题

作为一种侦查技术，电话监听极大地提高了侦查效能，提升了侦查品质，但该技术同时又对公民的信息安全构成巨大威慑，极易行走在侵犯隐私权的边缘。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合法的系统化的程序规则限缩侦查权的过度扩张。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论侦查的相对性原理

关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率能否达到百分之百 ,在中外均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正反比较 ,提出了较为科学的态度 ,进而升华为侦查的相对性原理。具体而言 ,侦查相对性原理包括侦查对象的相对性与侦查结果的相对性。它对于认识侦查活动与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等具有重要意义。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 ,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 ,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范围、对象、时间期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