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前后中国政治的分裂与整合——兼论民初军阀政治之源起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呈现出分裂与整合两种态势。分裂因素是指地方主义与军事主义的分散倾向。地方主义又包括督抚专政与士绅参政两个方面。整合是指中央政府的集权措施。民元前后，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北京政府三个政权均对清末以来社会的分散态势进行控制，其整合尝试的失败改变了分与合的力量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分裂走向，使民初军阀政治呈现出割据混战的状态     

关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现阶段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在公民中的普遍存在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民主政治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注意对其进行分阶段,有步骤的改革,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原则、思想意识等统领中国政治领域变革,同时注重政治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     

关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现阶段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在公民中的普遍存在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民主政治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注意对其进行分阶段，有步骤的改革，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原则、思想意识等统领中国政治领域变革，同时注重政治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民初军阀割据

民初军阀割据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在传统政治权成崩溃与现代政治权威重觅的磨合期出现了军阀,近代社会变革催生了军阀割据的生力军职业军人,中国社会的贫困又滋生了大量士兵,形成从军热,这三种因素相结合形成了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是近代社会结构变迁与价值重定的全面反映。军阀政治延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再次受挫。这预示着近代中国必须继续"革命"(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取得民族独立,并树立民主政治权威后,现代化才能顺利推进。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刑法化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是一种以刑法为核心的典型的公法文化。古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形式体现为非常典型的刑法化。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与历代国家权力至上的专制主义集权意识对这种现象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侦查文化论纲——兼论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荦荦大端的传统侦查文化的同时，东西方其他古老文明也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侦查文化。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下，与其他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侦查文化对比之中，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侦查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中国传统侦查充溢着关切人的“民本主义”色彩；“专制集权”构成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传统侦查文化中充斥着“工具主义”；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中西方传统侦查文化的嬗变既有殊异，也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嬗变过程为中国传统侦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镜鉴。     

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与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的侦查文化产生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这一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与传统政治关系密切．随着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专制的不断加强，侦查文化也逐渐发达。中国以农耕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对传统侦查文化的影响很大。用智慧进行侦查和破案、用文字记录侦查的经验等常见于中国史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其与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侦查职能的官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要学习与传统文化对接的礼法结合的法律。中国传统的侦查文化也渗透进传统法文化。     

从“总揽机关”到“最高机关”:“总揽”现象之宪法史阐释

在近现代中国立宪过程中,"总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总揽机关,大致有君主、大总统以及代表国民的机关等。而关于总揽的对象,则有统治权、政务、治权和行政权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揽机关"渐渐为"最高机关"所取代,后者成为宪法文件的常用术语。"总揽"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认知逻辑。其背后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中一元权力观对近现代中国立宪的影响。而"总揽"模式表现为行政集权制和民主集权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区别于总统制、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集权制与民主集权制渐渐走向融合。     

宪法认同的文化分析

文化多元是现代世界的总体特征。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宪法认同,既有理论上的差异,又有实践上的区别。英美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宪法是经验理性的整合;法德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崇尚宪法是建构理性的产物;新自由主义认为宪法认同的基础在于培养超越民族之上的共同政治文化(或重叠共识);社群主义则认为历史传统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宪法认同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实践层面上看,法德宪法经过长时期的试错,最终选择了行政集权民主型体制;日本、新加坡等国宪法,尽管从规范层面套用了英美宪政体制,但实质上表现为政党集权民主型体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宪法应当奠基于“一多兼容”的文化型构,并逐渐完善在人民代表机关之下的权力制约型政府体制。     

中国封建法再认识

封建法被人们看作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特征。但是,这一概念在中西法律文化中的内涵是有极大差异的。英国封建法孕育的有限王权和身份关系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法治资源,至今仍有影响;而以集权和家族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则与法治社会相去甚远。理清封建法在传统中国与英国的社会中的不同内涵及其与法治社会的源流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精神。     

政治决断掩盖了“权力决断”——民元以来立宪的文化分析

立宪主义强调宪法是政治运行的权原,政治运行须获得宪法的授权。政治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认可人民(民族)的制宪权主体地位,并预设人民可凭藉其政治意志对自身存在类型和形式作出决断,从而制定宪法。然立宪主义国家主权所属与所在的分离现状有使制宪过程出现人民意志被控权集团意志僭越之虞,这在欠缺西方宪政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表现尤为明显。民元以来的立宪进程呈现出表面上的政治决断、实际上的"权力决断"的根本特征,控权集团通过操纵民意在制宪时灌输权力意志的诉求。这不仅说明了政治决断在原理上的可操作性,更反映出一元集权文化在民元以来立宪过程中的承续与传递。     

浅析军阀政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民初军阀割据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这种军阀政治的形成除了给中国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破坏﹑政局混乱不堪﹑传统道德体制解体等影响外,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进了一些现代性的因素,如军人地位的提高﹑学术自由和专业知识的成长等。     

论民国初期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议会政治在中国政坛上三起三落。议会政治在民国初年从兴起、发展到最终被彻底否定 ,主要原因有三。第一 ,具有悠久历史的权力一元化政权体制和政治传统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 ,同时 ,民国初年国家统一大业的发展也需要保持高度集权的权力一元化体制。第二 ,代议制政体内部结构设计不合理。第三 ,议会内部政党政治的非理性发展 ,以及议会在确立自身社会基础方面的政策失误。     

法律下的中国：一个构建法治中国的法理议题

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底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为其实现中国化提供重要资政,鲜活的民族语言风格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实事求是更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风。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实现中国化。     

论中国古代专职法官在战国时期的出现

无论是在何种法律文化当中，专职法官之出现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现象。中国古 代的专职法官虽然本质上只是依托于政治权力的官僚机构之一员，但其出现却仍是中国特有法律传 统的一大进步。关于中国专职法官的出现时间，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存在很大矛盾，这应该是 因为传世文献当中包含着后世之人追溯前代时的想象。中国古代专职法官出现的时间当在集权社会 初成的战国时代，他的出现与战国时期社会形态的变迁存在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专职法官出现的 原因，正在于宗族社会之解体和集权社会之形成所造成的司法事务数量剧增。     

法治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同步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发展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成功地经受住了由西方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冲击,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既与传统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又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其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了极大的主动性和渐进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将以契合法治中国建设为动力,在不断地向法治型政治文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力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这种主动性与渐进性的法治型政治文化的转型,既是维护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政体、国体与建国 民初十年制宪史的再思考

对于民初十年制宪史的重新检视表明,导致宪法迟迟未能颁布的原因,并不只是军阀势力的干预,还同时源自国会内部在有关"政体"与"国体"等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实的冲突来自于作为军阀政治本质的派系政治,其根源在于民初政治在构建统一主权国家的"建国"问题上的不足。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     

政体、国体与建国

对于民初十年制宪史的重新检视表明,导致宪法迟迟未能颁布的原因,并不只是军阀势力的干预,还同时源自国会内部在有关“政体”与“国体”等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实的冲突来自于作为军阀政治本质的派系政治,其根源在于民初政治在构建统一主权国家的“建国”问题上的不足。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观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批判与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观的创新与发展,还是对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及时反映和把握,自觉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规律,这决定了其内容具有了可贵的民族性、创新性、科学性、大众性、民主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