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从“10＋1”到“10＋3”——中国与东亚自由贸易区

2004年11月,东盟和中国的10+1及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的10+3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会议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两大成果:中国和东盟签署的有关协议拉开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幕;与会国确定将于2005年在马来西亚举办首届东亚峰会.东亚峰会的举行意味着东亚合作将揭开新的篇章.     

古丁与“大东亚文学”

1942年至1944年间,伪满文坛出现了大东亚文学的潮流。被认定为弄潮儿的古丁,由于留下了三次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经历而难辞其咎。古丁与大东亚文学的关系,于是成为作家作品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从作家真实经历与文本深层解读两个视角,对这一时期的古丁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现代解读,力图触及伪满作家作品研究的复杂与艰难,并借此找到古丁研究的新路径。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东亚地中海自由贸易圈形成的可能性

日本海、东海、黄海统称为东亚地中海 ,由于环保、交通等原因 ,“东亚地中海经济圈”的现实性日益加强。根据中、日、韩现有的贸易关系 ,在三国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互利的 ,应首选部分地区搞自由贸易圈 ,并在此基础上将俄、朝、蒙等国扩充进来 ,最终建立起“东亚地中海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东亚安全与合作机制重构

冷战后一直困扰东亚的安全与合作形势随该地域安全保障上的二元格局的凝固化而越发复杂,这在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阻碍和牵制的同时,也给予了中国借助一带一路的影响重构地域安全与合作机制的机遇。所以在目标、框架、功能、机构、原则上使东亚安全与合作机制改变成更切合时代潮流,并与一带一路相得益彰的新机制,应该说是消除域内安全与合作问题根源的最有效路径。     

从中日关系的深层矛盾看“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兼论东亚合作中的矛盾与竞争

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以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从中日关系近年来的走势以及日本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冷淡态度来看,在中日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根本性冲突没有解决之前,日本不会加入有我国参与的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日本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抑制我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东亚人文共同体构建：必要性、影响因素与现实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剧变,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东亚区域合作与东西文明互鉴的必然选择。中日韩三国历史上深厚的文化交流传统、长期共享的儒学知识与儒家文化、由相似近现代历史促成的“东亚意识”、以“鲁迅文学”“东亚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传统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然而,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其在战后缺乏深刻反思以及“美国内在于东亚”这一事实,造成了诸多阻碍东亚人文共同体形成的质素。此外,在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均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在审慎处理“儒家文化—本土文化”“精英阶层—大众阶层”“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三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应聚焦于以下几点：官方文化对话与民间自发交流共进;重建文化领导力与尊重文化异质性并举;改革教学体系与运用文化遗产并重;以智识支持促进规范内化,寻求原创性知识产品。     

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再创“东亚奇迹”

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大趋势下，东北亚地区虽在经济上获得迅猛地发展，但在区域合作方面已落后于欧美地区。东北亚地区，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却没有充分发挥。目前应把这种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并努力消除冷战的遗留问题，变“冷和平”为“热和平”，把政治问题暂时同经济问题分开，加强经贸往来与合作，逐步增加共识，以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日本“产业空洞化”与东亚经济的发展趋势

产业空洞化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重要表现之一。“产业空洞化”在日本已存在许多年，在最近的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转移，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东亚经济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因此可能改变东亚经济的走势。     

走出单一“东亚模式”的误区

东亚地区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国在独立之后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受到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采取了种类迥异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机制。加上各个经济体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力度和能力存在着差别，受外部经济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使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斑丽多彩、形式各异多种经济模式。尽管这些东亚经济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但有着更多的不同点。因此，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仅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是不符合该地区客观经济情况的。     

东亚区域能源安全与东亚共同体构建

东亚共同体是未来东亚合作和东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但目前它尚处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短期内无法建成。近年来,东亚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能源安全困境,它涉及到东亚国家现实的共同利益问题。区域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东亚国家普遍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够以区域能源安全合作为切入点,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制或区域能源安全共同体,那么不仅有助于推动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进程,还可以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和运行积累宝贵的经验。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特殊性——地区一体化的理论视角

地区一体化的相关理论认为,地区意志和地区行为能力是实现地区一体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域外因素会通过作用于特定地区的地区意志和地区行为能力影响某一地区的走向。本文通过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指出在东亚地区自身和美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亚各国进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地区意志和地区行为能力都相对较弱,东亚地区在一体化建设上任重道远。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太”之间。     

实质和平的条件比较:当代东亚与战后西欧

在关于国家间战争(或非战争)原因的一般研究中,有两项最重要的论断,即领土争端的重要性以及政权类型的重要意义。前者在文章中的术语表述为领土和平假设;后者在一般文献中经常归纳为民主和平论题。作者致力于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彼此有过战争历史的国家之间建立实质和平,是否以上述两项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相关结论将用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欧经验,其后将联系当今东亚形势展开分析。同样,文章还指出其中存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同之处。其中,东亚区域在向更持久的积极状态迈进时,必须考虑领土主权议题具有的特殊含义,后者构成实质和平的关键要素。此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也将加入相关国家的考量与平衡过程之中。     

东亚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探略

东亚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是在东亚地区流行疫病不断暴发、危机四伏、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峻的情况下产生的。并在积极探索新的多边对话与磋商机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东北亚区域或次区域组织也通过各种途径,拓展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积极加强与西方大国、国际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东北亚合作的时空维度。但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导致各国对公共卫生安全存在明显差异,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公共卫生合作的健康成长。因此,为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的大局,东亚各国必须抓住机遇,合理调动各种资源,适时制定东亚公共卫生合作的战略与对策。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冷战结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导致国家间竞争逐渐让位于区域组织间竞争,东亚经济的崛起使东亚具备了一体化的初始条件和实力.东亚经济一体化既有必要,亦有可能,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大势所趋.     

试论东盟对东亚共同体形成所起的作用

近10余年来由于受到“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在东亚也出现了“地域化”思潮。面对同样的挑战,东亚各国已经意识到采取共同的经济文化防卫机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其中,东盟各国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从亚洲主义的角度分析东亚地域所产生的“地域化”、“本土化”趋势的实质,可以确证东盟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文化共创进而对东亚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将日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东亚海上战略互信机制问题研究

当前东亚海上安全环境复杂多变,东亚海上安全局势受各种域内外因素影响不断加剧,形成海上安全困局的主要症结在于东亚各国之间缺乏信任基础。为了有效化解东亚地区海上矛盾争端,必须构建东亚海上战略互信机制,求取东亚各方之间海上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达成消除隔阂、降低风险、和谐共赢的海上安全局面。     

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及中国的对策

东亚地区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雁阵式”产业间分工模式,因失去其所依赖的劳动力禀赋的竞争比较优势,已不能符合东亚的现实发展状况。伴随东亚后发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东亚地区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为产业内分工发展注入了动力源泉,推动了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梯度由单一模式向复杂化、网络化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条件。在东亚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应适时采取对策,以获取分工新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欧盟的实践使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快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而作为已经加入WTO同时又是东亚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并针对这一趋势做出适当的对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