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2005年《东南亚研究》目录汇编

东亚合作论坛 论中国亚洲地区主义战略的构建及影响因素 邓显超徐德荣(2一4) 浅议泛珠三角经济圈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肖茂盛(2一10) 东盟一日本关系发展演变中东盟的认知转变 许梅(2一14)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肖刚(5一4) 略论中日关系中的能源因素李昌新(5一11) 浅析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若干问 题王勇辉(5一16) 明智的选择—试析韩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乔刚(5一20) 东南亚问题评论 文化、政治与腐败—关于亨廷顿论新加坡有效治 理腐败原因的一点质疑李路曲(1一4)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模式分析吕元礼(1一7) 印…     

日印强化安全合作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日印关系日益紧密,双边安全合作不断升温。传统的地缘政治考虑、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亚洲地区安全结构变化的应对、成为日本强化与印度安全合作的动因,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成为最主要的推动者。日印强化安全合作将恶化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加大领土争端和平解决的难度,诱发亚洲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同时也将助推日本海洋战略转型与正常国家的建设。未来日印安全合作将在战略协调、地区秩序构建等领域全面深化,这种合作趋势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值得警惕,但也要客观看待,印度的不结盟外交传统和大国志向使其未必会完全配合日本的战略安排。     

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

美国在亚洲有广泛的政治、商务和战略利益,为此,美国提出了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即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提升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发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的领导作用,保障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还包括:通过"东盟企业发展动议"积极参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实施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在军事和亚洲事务上与日本保持合作,并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伙伴国,从而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

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表现为东南亚次区域主义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包括:区域主义由东南亚发展到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时发展;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与中、日逐渐愿意承担更多义务同在;开始构建东亚认同的进程等.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将使中日两国可以更多地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处理相互关系,以开放的区域主义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东亚形成"反独促统"的区域框架.     

俄罗斯"东转战略"的国内政治影响要素探析:战略文化、央地关系与政治结构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政治的战略文化则是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原则,以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为主要思想。在央地关系方面,"强中央—弱地方"兼具地区排他性的央地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转向,另一方面则不利于远东开发中联邦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格主义与机制主义的博弈决定了"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使得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面临阻碍。文章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东转战略"在内外政策实践上的不同,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战略决策过程的发展与演变,从而为探究"东转战略"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进入新世纪,俄罗斯改变了过去依靠和强调军事力量来确保地缘政治地位的方式,转而利用其经济资源特别是能源优势来发展与邻国的经济政治关系。俄罗斯所具有的能源实力和潜力成为其与美国抗衡、与欧洲国家加强联系以及恢复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重要砝码和有力武器。中国和亚洲市场在俄罗斯未来全球能源战略方面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     

金融危机以来东盟-日本关系的变化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东盟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东盟与日本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二是东盟的日本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欢迎日本在东南亚的政治与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东盟-日本关系中增加了中国的因素,使日本产生了中国在与之争夺对东南亚主导权的感觉.     

中国东南亚研究面临的学术挑战

本文探寻了中国东南亚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回顾了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之现状。通过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重要刊物的载文分析,指出其研究重心和兴趣的转变。文末,作者还点明了中国东南亚研究所面临的学术挑战。     

近20年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19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商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东南亚华商开始向中国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广东和福建侨乡地区。东南亚华商的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侨乡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印尼五月骚乱看战后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印尼的五月骚乱突出了东南亚华人问题。反华排华一直是东南亚的普遍现象。导致东南亚地区华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民族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语言的复杂性、以及受冷战格局和所在国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为了根本解决东南亚的华人问题 ,华人本身、所在国、中国及国际社会等不同的社会主体应采取不同的措施。     

The China–Japan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East Asian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occasion of President Hu Jintao's visit to Japan in May 2008, the two side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and agreed to promote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in a comprehensive fashion. In addi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ye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as it marks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cluding of th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also 2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during which time IIPS has continuously been conducting research into global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China–Japan relations have been better than ever. How Japan and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ir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future and how they should promot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are two vital issues that face the two nations.     

韦伯中国命题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东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关切性,它体现在韦伯中国命题的相关内容中.自从韦伯命题诞生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东亚现代化的学者对韦伯命题的解释和回应,但这些观点却并不足以完全否证韦伯命题.韦伯命题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依然是我们理解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重要路径.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本文简单梳理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历史变迁与现状特色。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传统与变迁部分回顾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诞生与早期发展;机构与队伍部分介绍了1978年以来以东南亚研究所为主体的发展情况;成果与特色部分介绍了东南亚研究所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对其研究特色进行了尝试性的总结;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论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

古代铜鼓是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一种代表性文物 ,它广泛渗入东南亚史前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铜鼓文化。古代铜鼓文化是东南亚史前时期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东南亚本土文化和固有文化的代表 ,而且还是东南亚吸收和融合其他外来文化的基础 ,至今在东南亚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仍可见其踪迹。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 Migration,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Country Firms

The Chinese way of development shares many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Key elements of this shared development model include state control over finance, direct support for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by the government,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sation in heavy industry, a high dependence on export markets and a high rate of domestic savings. Even the refor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not likely to chang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East Asian model in China.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China shares mor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with Taiwan rather than with Japan or Korea since China, like Taiwan, also has an economy of dual structure that divides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论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他在国内从事多种伊斯兰教活动。关于郑和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一事,中国史籍上没有涉及,但海外却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和传说。本文联系当时东南亚的社会背景介绍了海外有关记载,并分析了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关于郑和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研究很少的原因。作者认为,七下西洋期间,郑和在完成明廷使命之余,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是完全可能的。海外有关的记载和传说,固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线索, 有助于我们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全面情况,尤其是他在15世纪东南亚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事实确凿,这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Asian Security: Actor with a Punch or Distant Bystander?

The EU calls itself a “soft power,” making “soft power”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ecurity. That is undoubtedly what the EU is and does in Asia and the track record of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Asian peace and stability through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s well as development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over the decades is not unimpressive. As will be shown below, over recent years Brussels and the Union's individual member states have sought to increase their involvement and role in Asian “hard security,” attempting to get rid of its reputation of being security a “free-rider” enjoying but not sharing the burden of US regional security guarantees. While the EU will continue to be a “hard security” actor in Asian security within limits, it is advised to concentrate it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such as Japan and the US as opposed to hoping that talking to Beijing on regional or global security issues produces tangible results. As will be shown below, it clearly does not as Beijing continues to conduct very assertive and at times aggressive regional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Chines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Consequently, EU influence on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general and its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policies related to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East China and South China Seas will continue to exist on paper and paper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