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吕留良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兼论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并且认为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吕留良的解读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吕留良同样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特别强调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与王夫之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相一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从而表明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且具有共同的旨趣，而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善、至善与格物致知——简析朱子功夫论的意向

格物致知说是朱熹功夫论的核心.然亦正是在此处,朱子多受后儒之批评.代表者有王阳明等.他们多认为朱子的工夫论,即格物致知说为"支离",又以为其专务"道问学"面忽视"尊德性",从而有向外求索之病.从而,厘清朱子之格物致知说乃是关键.在本文看来,支撑格物致知说之基础者,乃在于朱子对善与至善的关系的阐明.由此而导致知与真知、理一与定理的不同.而在这一系列的区分中,朱子的重心落在了后者,由此而显示出朱子之与众不同的现实性与历史感.试以剖析.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对朱子学的阐释及创新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从中国学术思想有儒道佛三家而将宋明理学划分为程颐、朱熹和陆王三大派入手,深入分析朱熹与程颐在师承、哲学与经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讨论了朱熹的二元哲学以及“理必有对”的思想,分析了朱熹的心学以及与“穷理”的关系,并对朱熹与道家关系作了论证。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或是重要的补充和推进,或是一种纠偏,无疑是重要的学术创新;而且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熹的“较真”

讲宋代理学,必言“程朱”,“朱”即朱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巩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有个鲜明特点——较真,这体现在学术、作诗词与做官等方面。《宋史》记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这时朱熹才四岁,可见其自幼就具有强烈求知欲。朱熹一生学问推崇“格物致知”,穷究事和物的道理,不仅对儒家典籍深学精研,对当时的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以至于20世纪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儒家"道问学"精神的延续--兼论戴震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继承超越

由朱熹的“格物致知”,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返身内求”,再到戴震的“察分理”,儒家的求知理论在发展中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朱熹试图努力将原始儒家的“道问学”精神以及“格物”之路推延下去,但结果却是陆九渊、王阳明“尊德性”精神及“内求”功夫的崛起。明清之际,戴震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但在批判之下却恰恰接续了朱熹的“格物”理论,并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思想的深入发展。     

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民国时期程朱关系考察之辨析

民国时期,学者较多地关注朱熹与二程之间的学术差异。不少学者认为,程颐与程颢之间存在差异,而朱熹继承程颐之说;又有学者则探讨朱熹与程颐的差异,或是强调朱熹对于程颢学术思想的吸取;冯友兰更是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层面上,分别程颢与程颐的学术差异,并将程颐、朱熹归为理学,而与源自程颢的陆王心学并立为两派;钱穆则从心学入手研究朱熹之学,于朱熹与程颢之异中求同,以为朱熹与二程大同小异而一脉相承。民国时期对于程朱关系的梳理,可以成为当今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学术基础。     

论朱熹与清官性格的塑造

清官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主要出现在明清时期.他们基本性格的塑造,来自于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其一,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最大的是理,而不是帝王,清官为了民众与国家的利益,要敢于挑战至高无上的皇权;其二,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强调道德修养,清廉成为清官必尊的操守;其三,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主张爱民如子,为了民众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由此可见,朱熹的传统政治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其积极意义.     

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儒佛合流,又与日本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表现了朱子学日本化的开始。江户时代初,日本朱子学派纷纷创立,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出现了日本朱子学思想体系,成为德川幕府的官方哲学。江户时代中期,朱子学受到日本古学派、阳明学派和国学的挑战,但是德川幕府在思想上实行"异学之禁",朱子学仍然保持着官学地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朱子学的"经世致用"、"格物穷理"思想,使日本追求自然之理研究,并以此作为摄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母本,从而很快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朱熹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明人伦”的德育目的出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虽然朱熹的德育目的是唯心主义的,德育内容是封建主义的,但是,他主张德教为先、强调知行结合、重视立志、倡导多用积极引导,少用消极防禁、注重启蒙教育等德育思想却是客观的、辩证的,给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以重大的启迪。一、朱熹主张“德教为先”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具有重大启示朱熹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学校教育必须坚持“德教为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重学生…     

共产党人格物致知四境界

<正>"格物致知"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格"即推究,"致"即求得,其基本意思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格物致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人治学、修身、处世的重要原则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促进"格物致知"的创造性转     

牟宗三心学视域对朱子学之可能误解

学术道统之继承,概有其同之大端,亦不妨其稍异。朱子学兴起后,同时也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例如心学的陆象山、事功学派陈同甫、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等等。历来反对最力的心学派,与朱子同时代的有象山,明代有阳明,当代新儒家则以牟宗三先生为首。牟先生可谓心学家之集大成者,对朱子学的批评甚力。但笔者认为,牟先生的许多批评只是一种误解,可以进一步解消。本文试图让心学与理学两大派系之间作出对话,检视牟先生对朱子学的批评是否合理,又如果站在朱子学立场,是否能给予回应。     

潜逻辑的黄昏

正很多人都知道潜规则是怎么回事,不少人还领教过它的厉害,甚至饱尝潜规则之苦之害。但潜规则不是空穴来风。思想产生行动,逻辑决定规则,潜规则最终来自潜逻辑。什么是潜逻辑?潜逻辑就是和公开的明逻辑、正逻辑异质或对立的思想认识逻辑,就是落后的、过时的、错误的思想观念。明逻辑写在宪法、党章、文件、讲话中,潜逻辑深埋在人的内心海洋     

浙东学派：为有源头活水来——浙江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

本文首述“浙学”与“浙东学派”名称的由来，指出“浙学”名称始于朱熹的批评，其后由刘鳞长、全祖望等肯定；“浙东学派”名称始于明史馆臣的批评，其后由黄宗羲、梁启超等肯定。次述浙东学派的演变脉络，将北宋到南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梳理一遍，进而论证解析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古代官二代的待遇

南宋朱熹少时，大官刘子羽帮助过他。刘子羽为大儒、抗金英雄，是朱熹父亲的好友，朱父临终托孤，请刘帮助抚养朱熹。     

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李侗是宋代福建“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之一,思想比较复杂。本文试从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的角度作一点分析。一、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对朱熹思想的影响。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以至李侗,都服膺《中庸》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样一种“求中未发”思想。“求中未发”思想要求人的精神或意识处于静寂状态时,注意加强保存和培养心性之善;当精神或意识处于活动状态时,注意省观察识这种活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试图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祖国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综观中国古代历史，从秦王朝统一算起，至鸦片战争爆发的２０００多年中，曾有四次大分裂，四次大统一。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十个王朝，国家疆域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共约１６００余年。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金等四个时期，国家疆域是分裂的，时长共约有５００余年。可是，在这５００余年中，有４００余年为民族对立和战争时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并不一样。如除去这４００余年，则真正分裂的时间只有１００余年。即使在分裂时期，各族人民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和宜合不宜…     

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

北宋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当时明州“庆历五先生”，以他们笃实的学术品格，确立了新儒学价值体系在四明地区的地位，带动了宁波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