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

八七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次实现了“主义”与道路“本土化”的创新与结合,是确立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     

源于“八七”会议 超越“八七”会议——试论湘南起义与“八七”会议的历史联系

湘南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十分重要的起义,它与"八七"会议有着密切联系。它既是"八七"会议的产物,又超越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也受到"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消极影响。     

白色恐怖下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指向——试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

大革命的失败为我党检视其错误路线提供了历史契机,"八七"会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对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自身弱点、保持其革命先锋队性质和加强自身建设进行有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律性认识,这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宝贵的历史启迪.     

开创中国革命新时期的里程碑——再析中共八七会议之历史地位

八七会议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篇之作,它吹响了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号角,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会议前后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新方针、新政策,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建立红色政权指明了方向,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处理与批判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大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的严峻情况下,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历史性转变.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是肯定的.但也有明显的缺失:一是对陈独秀的处理和批判不当,开启了惩办主义的先例;二是为其后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瞿秋白与“八七”会议召开前后的中共组织建设的

瞿秋白作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后，对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保存党的组织：将遭遇内外夹击的中共党组织从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为此，确立严格的地下组织系统和工作关系，建立全国地下组织交通网，确立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原则；二是整顿党的组织：拯救党组织的崩坏状态，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思想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再造”，使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无产阶级化；三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性，重视党内民主，倡导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党风，在全党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统一全党认识和步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实现的认识论路径 ——兼与种海峰先生商榷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的过程,其中内含了有序推进的几个重要环节,即由马克思主义过渡到相应的实践观念建构,再到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最后终结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想客体的现实创建。如果仅从这一过程的理论形态演进来说,就是将作为理论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作为实践观念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其鲜明的实践指向性、价值选择性和现实超越性等理论特质而区别于马克思主义。     

从总方针的嬗变看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的内质关系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党在武汉先后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两次重要会议。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不仅对两次会议的认识存在误区，甚至存在“八七”会议确定的正确方针与中共五大毫无关联的不当思维，其实不然。正确评价中共五大是辫析“八七”会议总方针嬗变的前提，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为“八七”会议提供了人文保证，五届中央委员的幡然醒悟为“八七”会议夯实了思想基础，“八七”会议的总方针源于对五大错误的认识和血的教训。所以，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具有本质的必然的内部关联。     

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胡锦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历史解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一系列战略思想，都与胡锦涛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实践探索密切相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战略思想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产物，都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也谈袁世凯功过--与祝曙光教授商榷

袁世凯的功过是非，历史早已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祝曙光教授的文章《袁世凯功过辨》 (刊于《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期，以下简称“祝文”)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祝教授是在独辟蹊径，还袁氏历史的真面目吗?袁氏是与曹操“相似乃尔”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吗? 如何评价袁世凯执政期间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展 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祝文”指     

坚持人民立场积极实践新民本主义--与周一平先生商榷

周一平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2期发表的“回归人民立场,走向新民本主义”一文(以下简称“周文”),充满着真知灼见,对于人们认识新民本主义颇具指导意义。笔者仔细拜读之后,认为有些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新民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民主政体的执政宗旨吗周文指出:“新民本主义的实质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想事、办事,是人民的民本主义。什么是人民立场?即始终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的立场;即以人民的是非好恶为是非好恶,以人民的标准为衡量标准,以人民的取舍为取舍;即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     

也论权利不对称情况下的劳动契约运行机制——兼与梁东黎教授商榷

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受制于权利不对称,原因在于市场非人格化强制所造成的民工弱势地位和缺乏组织化,同时也在于第三方对劳动契约监督不力;而缺乏契约精神和契约意识则是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也是制约我国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本因素。党和政府在监督劳动契约的执行以及倡导契约精神、唤醒契约意识等方面应承担起重要责任。     

叙事本位、史论本位与实事本位--与何平教授商榷

"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一文对叙事本位与历史叙事的弘扬非常精彩,稍嫌不足的是对"退化"与"危机"这两个全文立论基础的实证还不够充分.要振兴中国的史学,使史学成果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关键并不在坚持"史论本位"还是"叙事本位",而是必须坚持"实事本位".即不管"论"还是"叙",都必须树立确保所论所叙之事的真实、翔实与扎实的理念,以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史学成果的公正、公信与公平.     

鬼化·神化·人化--就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与潘旭澜教授商榷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以拜上帝教吹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号角,也因执迷于拜上帝教而唱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挽歌,致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没能走出旧式农民战争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在洪秀全身后,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鬼化、神化和人化相交织的过程,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时隐时现,时真时假,给关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本文从几个关乎还洪秀全历史真面目的关键问题入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期能还其历史真面目.     

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与潘旭澜教授商榷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析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对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起义和革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也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批判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应该怎样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定位--兼与姜长斌、余一中教授商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接受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现在有学者站出来质疑此作,是有意义的.这确是一部可以怀疑、艺术性贫乏的作品,但不应该过分夸大它的危害性;我们需要注意,不要在质疑、批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又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     

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与叶文宪教授商榷

最近,拜读了《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1期上发表的《论英雄、枭雄、成功英雄、失败英雄、民族英雄和国家英雄》一文。在该文中,叶教授从强调民族与国家的分离性入手,通过对以史可法为代表的扬州城军民抵抗清军事件的重新评价,对民族、国家、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将民族、国家、个人之间的联系割断,在多元因素作用的世界中仅仅用个人生命价值的一元标准进行解释。彻底否定了以史可法为代表的抗清行为,对为此而牺牲的生命之价值表现出非认同性。笔者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应该从国家———民族———个人———文化4个因素入手,再一次肯…     

也谈对太平天国的两个纲领及洪秀全的评价--与潘旭澜先生商榷

<天朝田亩制度>既有革命性,又带有反动性和封建性.<资政新篇>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纲领,是要求中国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自强方案.对洪秀全应予基本肯定,又不能全盘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