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户籍分层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原始数据,本文以个人户口性质为自变量,以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因变量,并将其操作化为个人月收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以及最高受教育程度,在此基础上,对户籍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差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经历了六十年的改革和变迁之后,户籍仍然是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差别的重要因素,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仍然都与户口性质密切相关。户籍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差别黏附性,从公共行政学的视阈出发,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奉行的"管制行政"的理念和模式。因此,要消除户籍与社会差别之间的关联,就必须从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模式入手,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     

行政改革与制度创新

行政改革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结合部的战略地位。把行政改革定位在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 ,是适应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制度变迁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 ,从战略与理论两个定位出发 ,强化政府的制度创新职能、实现行政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与社会及政府与基本的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完善和规则体系的健全等现实目标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任务。     

逻辑与路径——转变政府职能与完善政府权责体系

转变政府职能与完善政府权责体系是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有权力格局制约、行政文化异化、潜在秩序张力等成为其发展瓶颈的制约因素,又由于我国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官本位"思想的遗存,政府"去责任化"表现得较为明显,政府职能设置、权责体系构建与价值理念层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破解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权责体系的发展瓶颈,需要从改变权力格局、创新行政理念、重构社会文化、培养法治思维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改革,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我国依法行政制度建设的社会基础与路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其中对公共行政组织社会形态的定型、传统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管制行政向治理行政转变等等的改革成功,都是确立依法行政制度定型化的先决条件。依法行政制度建设,不仅应遵循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而且要适应社会多元结构模式的变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对依法行政组织形态整合的要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诸多问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在行政管理体制中逐步确立。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来推动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理念的转变,从而划定行政审批权力界限和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标。     

加入WTO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影响

“入世”促使中国经济步入与世界经济深度联结的新阶段，市场制度的普遍性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行政的行为模式。这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以顺应“入世”后的环境置换，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努力获取“入世”的正效应。有学者提出，加入WTO以后，中国将“经过政府职能转轨——法制接轨——政策入轨——行为上轨等变革，在管理体制、法制、机制上全面适应世贸组织的需求”。     

入世与我国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变

入世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深层次接轨。为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顺应“入世”后的环境置换，我国政府必须以全球化为背景，以市场为取向，更新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根本转变。     

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构建——基于浦东新区行政改革情况分析

上海浦东新区作为行政机构改革和政府绩效考核"综合改革"试点之一,其一些有益做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统一、高效、廉洁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行政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共同要求。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理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实现从"政府本位"向"公众本位"理念的转变,确立以公众为核心的主体并有序组合,设计并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实现评估过程的制度化、规范化。     

行政民主化进程中的行政法制革新及走向

西方国家相继掀起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其重要价值导向之一是将民主精神贯彻到公共行政领域,通过缩减和优化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管制,还权于社会等措施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由＂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当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行政民主化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完善政府管制的思考

我国政府管制中仍然存在着对管制者本身管制模糊,力度不够的现象;管制制度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管制者间存在规制权争夺,部门间存在利益冲突,社会公共利益被置之次位等问题。解决的方法主要是:借鉴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来解决政府失灵;政府监督市场与市场监督政府并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角色交替互换;行政管制与行政法制同时改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彰显的现代行政理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法规的形式给予政府信息公开予以强制性的规定，并作出了较严格的制度安排，标志着政府行政理念正在实现从传统管制行政向现代服务行政的转变，彰显着现代行政的透明、人本、诚信、廉洁、高效、责任等理念。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进程

三十年来,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较改革开放以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由改革前的管制型政府向今天的服务型政府转变,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由经济职能的调整与强化开始破题,并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不断完善政府经济职能的基础上,经历了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民主建设职能不断凸显的逻辑进程.     

重塑现代行政理念

陈保中的“重塑现代行政理念”指出,《行政许可法》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旨在打造一个法治、透明、责任和守信的政府。这部重要法律不仅仅规范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同时,也将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这部重要法律带给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仅是外在的制度变革,更是内在的观念再造。文章具体论述了公共权力边界的确定、政府权威来源的转变及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     

试论政府“经济人”角色抑制与和谐社会职能的完善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下,我国政府在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轨中形成的“经济人”角色越来越不利于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和谐社会职能的完善。促进政府治理方式从“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是有效抑制政府“经济人”角色及其行为的有效途径。     

创建"强化市场型政府"--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为市场经济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实质上是西方国家问题意识在我国的延续;我国政府职能的根本问题是要在后全能主义政治环境中创建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条件;“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想模式;当前,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必须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公民社会以及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试论我国行政指导程序的完善

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执法理念也由命令式执法逐步向服务型执法转变.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能够灵活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管理需要的“柔性执法”方式,越来越广泛地为我国政府所采用.但是,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我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行政指导的立法,行政指导行为的作出和实施只能由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实际的需要自由裁量决定,而行政相对人由于行政主体的行政指导行为遭受损害时更是救济无门.从依法行政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我国必须加强和完善行政指导的相关立法.又由于行政指导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执行性,因而对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制,更重要的应该是程序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