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流动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农民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和渠道的多样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必然社会现象，对农民社会流动的思考和研究是整个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的重要方面。     

农村女性流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和农民占大多数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村的现代化，而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又是农民的现代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农民为自身现代化找到的途径。文章对农村人口流动中的农村女性流动进行分析，认为农村女性流动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有利于农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农村女性流动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城市农民工行为失范的法社会学探析

在转型期 ,中国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 ,推进了中国乡村“城镇化”以及城镇“城市化”的步伐。在城市化、生存压力和城市生活机会的驱动下 ,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各个快速发展的城市 ,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由于劳动力素质偏低 ,就业趋向差异性小 ,导致就业机会相对短缺 ,竞争压力激烈 ,生活环境恶劣 ,其结果是 ,进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因为地域的流转而发生经济意义上的改变 ,大批的农民在缺乏工作机会 ,或从事着低报酬高强度劳动 ,缺乏法律保障 ,缺乏城市生活保障和没有“城市名片”状况下 ,沦为城市的新贫困群体和新的弱势群体。生活境遇的剧…     

农民流动分化与保持农民工党员先进性

农民流动分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内在要求。农民流动分化使农村党员的社会职业、身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使农民工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出现了“去向难把握、活动难开展、管理难落实、党费难收缴、作用难发挥”等问题。加强和改进农民工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保持农民工流动党员先进性，必须要在创新激励机制、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创新党内管理制度等方面下工夫。     

农民市民化的新议程

当前，合理应对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基于农民工政策在国家层面的由重劳务转向重市民化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约束，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应实现“物物交换”逻辑向“公民权利”逻辑的转变，重视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分享机制。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由农民工市民化向全体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推进。在政策内容中，应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要提升其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在政策行动中，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供应和兜底功能中的主导作用，也应积极发挥农民（工）在自主就业、创业与社会参与中的主体作用，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民就业选择、要素流动、资源开发与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进农民市民化合力。     

农民流动与村级组织重构和村务管理转型

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已经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常态,他们的周期性"候鸟式"流动一方面促进了流出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村级组织弱化和难以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村级组织的重构和村务管理的转型.重构村级组织就是要增强村级组织特别是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创新管理方式,加强对流动成员的管理.村务管理转型就是要更新管理理念,提升服务水平,保障流动农民权益.同时积极引导农民合理利用剩余资金,倡导农民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城乡二元结构对当代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制约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由人为制度安排形成的,是内生的,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惯性。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生产、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而且是导致农村社会长期贫困、阻碍农民社会流动、限制农民身份变迁、农村教育长期滞后和禁锢农民自觉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根源。     

日本的农民如何进城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有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现象。由于户籍制度迁徙自由,农民来到某个城市,一个月内到行政部门办理登录手续,即成为当地市民,找到工作后,自然改变了农民身份。从19世纪末起,日本人口流动开始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激增。当时,农、工之间差别扩大,传统工业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进展,第三产业的兴起,这些都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初时期,流入人口的多数在非现代化部门工作,即所谓"杂业"。这个时候,进城农民     

对江苏农村社会稳定状况的思考及对策构想

90年代以来,江苏省农村进人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农业生产持续增长,乡镇企业高速发展,集市贸易兴旺,小城镇建设方兴未艾,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劳动力转移、社会流动大规模进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整个农村经济、社     

略论流动人口动态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银川市兴庆区为例

人口流动是当代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是人口三大变动因素之一。改革开放后，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人口迁移流动时期，无论流动人口的数量、流动的地域范围、流动持续的时间都是空前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激活了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为城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脱嵌式社会流动:中国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逻辑

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中进行大规模社会流动是中国当前重要的政治社会现象。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并非是从农村向城镇的简单位移,而是需要乡城流动人口能动地跨越由制度因素所形塑的场域界限、被新的共同体接纳并实现与新场域的有机融合。这种脱嵌式社会流动的制度逻辑是各级地方政府基于城镇社会人口容量的限制而进行的秩序考量;其深层制度逻辑是一种精英筛选机制,即地方政府以乡城流动人口的个人能力或实际贡献为标准而设计的差别式市民资格准入机制。这种精英准入机制是典型的单向流动机制,即乡城流动人口获得城镇社会的市民身份是以其放弃农村户籍身份和农村集体利益为代价的,这直接制约了以尊重流动人口“融城—返乡”自主选择权为特征的双向流动机制的形成,应当成为中国加快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改革任务。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县——陆丰

正陆丰地处广东省东南部,南濒南海,毗邻港澳,位于深圳与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是全国著名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发端于海陆丰。1923年6月,在彭湃的主持下,陆丰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林氏祖祠隆重召开,农会提出的"取消地主收租的一切苛例"、"不拿陋规给警察"、"改良农业"、"增加农民知识"等口号,成为领导农民斗争的纲领。     

论影响农村社会和性别关系的结构性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性别化流动和男性转移优势，女性流动则呈现出年轻化和回流率高等特点。城乡二元结构、市场因素和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性别规范三者相互作用是性别化流动产生的原因。性别化流动对农村社会和农村性别关系的直接影响是农业女性化、家庭离散化、留守妇女边缘化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强化。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创举——“海选”

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农民的民主要求，民主第一次大规模深入到农村，这是中国亘古未有的改革。1986年我省梨树县北老壕村在换届选举中创造的“海选”，成为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它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探索出一条伟大的村民自治的民主之路。     

农民进城——进城去！进城去！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偏远地区涌向城镇，在城市里找工挣钱，这无疑将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而且会使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同时也将给中国政府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解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谜"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比较小，其重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农村生产要素只能在农村范围内组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市场取向目标的确立及其向纵深推进，农村生产要素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农民不能同步分享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增长成果，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流转——以重庆统筹城乡中的农民工土地流转为例

改革开放30年,虽然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规模结构性流动是由国家工业化、科技进步和市场化结构转型触发.但在总体上却没有产生农村进城务工者在城市中的大规模结构性沉淀.这种现象在世界已有的工业化历史中是少见的;而发生这一特殊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与二元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社会身份管理制度等多种因素使然;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而农村土地制度相联系的户籍制度和由户籍制度决定的社会身份管理制度,决定了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     

农民流动党员的管理与对策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敦化市农民流动党员的现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民流动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按照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我们对全市16个乡镇的流动党员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五大体制问题妨碍农民增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撰文指出:我国存在着影响农民增收的五大体制性因素。 首先,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很多制约,户籍管理制度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进。虽然农民的流动、进城市就业,在现有政策下是允许的。但不少大中城市制定了许多不符合中央规定的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这些地方性的政策,不仅缺乏法律和政策上的依据,实际上也没能限制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只不过是使农民的转移就业提高了成本,减少了净收入。     

新农村建设的再思考——从“农民主位”说起

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乡村不动”的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先前对“农民主位”的认识存在偏差。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改变了村庄的经济属性，使村庄的经济发展外溢，同时也造成了村庄内村民年龄结构的断裂。基于此，新农村建设不仅要使乡村社会形成“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机制，建设秩序井然的乡村社区，而且要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此，眼下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必须舍弃模糊的农民主体定位，将农民的参与主体主要定位在妇女和老年人身上，应该以社会性、文化性项目建设为主，辅之以经济项目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