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涉法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为法经济学研究关注在现行法律规则下人的各类涉法非理性行为,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以助其实现经济理性。大学生涉法行为的成本分析包括青春成本与人生经营、机会成本与发展成本、法律成本与道德成本、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分析。引导大学生进行人生规划和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进路在于利益激励机制、成本效益分析、坚持理性选择、培育法治信仰。法经济学分析的价值考量在于提升个人经营效益、倍增家庭收益、减轻社会税负、催生阳光教育。     

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困境与政策出路

婚育率下降是当前中国家庭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中西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家庭变革和女性发展之间的张力，分析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新社会风险与固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女性双重压力之间的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性别平等话语的转型和婚姻法律的调整表现出一定的价值模糊性。青年女性基于高职业期待、高生活质量期待和高离婚风险下的理性权衡形成了去家庭化的婚育决策。建构女性友好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政策环境，需要从明确支持女性发展的理念、厘清政策法规中婚姻家庭的主体性定位、发展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三个方面着手。     

经济正义：伦理——经济的人文整合

经济正义在当今时代的凸现,体现了人类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认真反思基础上提出的重要价值目标。它既肯定了经济发展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又彰显了伦理＂价值原则＂规约和范导＂效益原则＂的能动性,在以人为本、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协调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效益原则与价值原则之间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构建了伦理—经济的有机互动模式。以经济正义作为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了伦理—经济的人文整合,而且其更重要的价值深刻蕴涵在人类如何实现＂好＂的生活的价值追求中。     

一种回归:市场经济的道德性

主流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派生于其基础概念——最大化理性人。最大化理性人在性质上是一个非社会、非道德的概念。这个看似中性的理论概念就像一副遮光的滤镜,它使得理论家无法看清本来经过提示就能够在日常中看到的这个基本的事实——市场实践是个体在人际间的展开,市场竞争是竞争规则对于个体的筛选。事实上,市场经济到底趋向于文明化还是趋向于野蛮化,直接取决于其中的实践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于自己实践的内在道德性有所自觉。而这首先要求在认识上必须根本摆脱孤立个体的决策理性的视角,并转向人际间的视角,以及认识到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实践还原到个体的最大化决策理性的做法是错误的。     

“剩男”与“剩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挤压

从社会性别看,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恶化。近年来,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也遭遇婚姻挤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剩男"和"剩女"现象,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打破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期待,以及择偶的梯度模式,是社会性别视角下婚姻挤压的三大成因。婚姻挤压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个体角度来看,婚姻挤压直接对青年人的婚姻产生影响。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引起社会安全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萎缩,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最后,高层次女性的婚姻挤压,直接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解决婚姻挤压问题,必须以对社会性别的平等建构作为突破口。     

打工妹返乡“新相亲”现象探析——以重庆市S镇为例

与以往主动排斥乡村婚姻市场而选择在城市相亲的"老相亲"不同,在当前城市的价值满足能力不断下降的推动和乡村社会中就业机会吸引的拉力下,打工妹主动选择回乡相亲而出现的"新相亲"行动,呈现出了更高程度的现实理性,而自我保护的需求和保障家庭的现实诉求也成为打工妹回乡进行"新相亲"行动的重要推力。     

透视我国当代青年的裸婚现象

端正婚恋动机、理性选择婚姻方式、回归婚姻的本质是裸婚的应然之义。裸婚作为当代青年的婚姻新形态,是社会现实与青年主体能力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家庭、学校以及青年自身,应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裸婚现象,优化青年的婚姻质量与生活品质,促进青年健康全面的发展。     

“过家人难”:农村青年的婚姻风险化与个体策略困境——基于豫西南D县的调查研究

"过家人"是豫西南D县农村青年以建立、维系和发展父系家庭为核心的生活理想,包括"成个家""过日子""成为一家人"三个基本维度。通过择偶成家、婚姻维持、理解认同三个层面的考察发现,"过家人难"背后的婚姻风险化产生于乡村社会的转型。既有的传统婚姻策略失效,个人被释放的利益和情感追求因缺乏社会支持条件而变成新的风险源。婚姻不稳定的风险情境推动了婚姻策略的个体化倾向,但强调个体化的利益保护策略并不能成功实现"过家人"。从择偶、持家到维系,"过家人难"不仅体现在确定可靠人生道路的消解,也体现在对个体资源、智识和能力的高度依赖,还体现了女性身陷多元角色矛盾的困境。     

共同财产制下离婚经济补偿的价值基础、教义构造与体系协调

相较于《婚姻法》第40条,《民法典》第1088条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夫妻共同财产制,具有正当的价值基础。在共同财产制下,只有离婚时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数额较少,以及家务劳动贡献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未从他方收入中获取必要收益这两种例外情形发生,家务劳动贡献方方可主张补偿家务劳动价值。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做出的家庭分工,夫妻一方因家务劳动或者其他义务做出特定牺牲,造成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损失,应当予以补偿。特定牺牲决策在"家庭利益最大化"层面应具有正当合理性,判断时不能单采经济理性标准。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经济补偿两项制度原则上并行不悖,如若原本"生活困难"的客观状况因损害赔偿或经济补偿而得以消解,则不能叠加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姻缘与利益：中越边境的跨国婚姻实践——以广西宁明县N屯为例

经济社会发展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变了边境农村社会的婚姻市场结构,婚姻挤压由内地向边疆再向国外转移,未婚男性借由跨国婚姻完成婚姻缔结和家庭组建。国家“在场”重新定义了跨国婚姻,自然延续的“族内婚”变成婚姻梯度中的“向下婚”。在婚姻市场要价的重压下,经济理性成为边民跨国婚姻实践的核心要义,婚姻的现实性和工具性日益增强。跨境而来的越南女性兼具家庭成员与移民双重身份：家庭为越南女性提供安居之所,但由于缺乏经济独立性和姻亲帮扶,越南女性只能高度依赖于家庭,面临主体性丧失的困境;村庄默许了越南女性的非法性存在和有限的社会融入,但“他者”身份建构了制度和生活层面的双重区隔。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现代征信体系行动难题的产生与消解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70后”“80后”职场妈妈们的不同生活

正对于职场妈妈而言,事业与家庭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现代的女性往往希望二者兼得。但人们注意到,在职场压力不断增大的同时,社会甚至女人自己对好妈妈的标准也在不断地提高,她们既要负担家庭的一部分收入,又要为子女的成长付出比男人更多的心血,在事业和家庭的关系间,她们还在不停地权衡着、探索着。如今"70后""80后"已经成为职场的中坚力量,且看"70后""80后"职场妈妈们的不同生活。     

资源失灵与阻抗力--基于M村婚姻暴力现象的研究

解释婚姻暴力时资源正功能论和资源负功能论并存,现实中女性拥有较多资源也可能长期遭受婚姻暴力,构成本文所谓"资源失灵"现象。本文通过对资源概念进行界定及分类,厘清问题本质,考察农村家庭中妻子面对婚姻暴力时经济资源失灵的过程与机理,揭示家庭背景、社区文化等结构资源对个体经济资源的主导作用,从阻抗力的角度思考相关对策。女性具有的男权中心性别观念会扭曲其对经济资源的主观认知,抑制其资源利用能力,导致资源失灵。家庭因素、社区环境等结构资源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个体的观念系统,也会以社会支持方式促进或压制经济资源的作用。婚姻暴力阻抗力能减少受暴女性对施暴者或者婚姻关系的依赖性,其产生需激活相应的外部结构资源,并激发个体的意愿与决心。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决策的代际变迁——以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外来媳妇”为例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35位"外来媳妇"的深度访谈,探讨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婚姻迁移决策依据与情境。依照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传统,本文将婚姻迁移主体的生平、身处的社会、决策的时空情境纳入分析框架,检视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在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时空情境的变换导致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背景的显著代际差异,体现在她们对婚姻交换的不同认知与实践中,并呈现出同龄群体效应。     

从边界的视角看宗教与认同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范畴存在的宗教认同有着自身的边界,这种认同的形成过程也是宗教群体不断对自身认同边界进行阐释、构建和维系的过程。在认同结构中,边界是理解认同复杂性的有效途径。正如认同是在与社会他者不断比较、竞争和选择的互动关系中实现的,宗教认同的一般意义即社会中个体在理解某种特定神圣意义系统的基础上理性地通过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来表征自身认同边界的过程。在宗教认同体系中,边界在个体和群体认同形成和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尤其是除"区别"之外如"表达""联系""整合"等其他功能。通过边界看宗教认同,不仅是探究现代宗教变化机制的关键视角,也是理解多元社会中文化间接触、融合和冲突的重要切入点。     

博弈论视角下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作为理性人均必然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追求最大限度的新闻自由与最大限度的司法独立。根据博弈论相关理论，当二者分别进行理性选择并达成纳什均衡时，其既未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化，也未实现各自利益的真正最大化。因此，应当建立相应制度，通过明确权利界限，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式，充分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以有效实现社会的民主与法治。     

基层干部的职业发展与政治生态营造

相对于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科层制而言,在中国基层官僚组织中,具有多重动机理性选择的干部个体与具有人格化的非理性的基层官僚组织相互作用,形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作为理性"经济人"、社会人和政治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组织的报酬期待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种类型,其中,前两种期待依附于第三种,他们对政治期待自然更为强烈。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基层官僚组织中因为"分配正义"原则的缺失导致个体的政治期待难以实现,参照群体形成的"剥夺效应"使个体有着继续留守、"撞钟"、退出等多种选择,其结果是,对官僚组织本身与社会民众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在强调对个体道德教化的同时,官僚组织的上层也应回归到"干部个体是理性人"的基本常识,承认理性选择的干部个体与官僚组织互动背后遵循的基本原则,把完善和改革组织的选人用人机制作为重点,从而营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     

当代城市女性晚婚现象的多维度探究——基于贝克尔《家庭论》

为解决当前的低生育水平问题,我国近年来几度调整生育政策但收效不佳,婚姻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育前战"备受关注。结合贝克尔的"婚姻市场""家庭分工"等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可得,当代城市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迟迟推延结婚年龄或不婚是婚姻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过高,个人收益不明显且家庭收益不明确,婚后存在法律风险所导致。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倡导社会范围内的两性平等,并落实在法律保障和舆论观念上。应当提高对家庭部门劳动的重视程度,通过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与家庭观念,保障两性的婚育自由,缓解"婚育一体化"带来的顾虑。     

婚姻和就业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基于社会性别和社会资本观点的分析

本文从社会性别和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婚姻和就业作为个人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和手段的特性和意义.作者认为,婚姻和就业都是个人和家庭积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婚姻关系和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是有条件的,需要以婚姻关系的良好运行为前提;而通过就业和工作关系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则具有明显的个人属性.若女性遵循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忽视通过就业和工作网络创造保障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本,而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家庭,这就意味着投入风险较大的社会资本的"生产",因此将承担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的风险.面对婚姻和就业,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自主地决策追求和积累其社会资本的方式和途径.     

选择与规制之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返乡调查

"辍学(初中毕业)—打工—返乡—结婚"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具有共性的人生轨迹,她们的人生轨迹仍围绕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相关的生命事件展开。生命历程发展的阶段性、对打工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反思、城市婚姻的困难与生活成本、女性特殊的人生归属与意义世界、来自家庭方面的伦理压力与女性特殊的道德选择,等等,这些因素促成了婚嫁年龄逼近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仍然选择了返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辍学—打工—返乡—结婚"的人生轨迹既是自主的选择过程,更深受现实与历史力量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