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法律规制

战后美国通过制定和颁布大量的国家安全法律，对国家安全体制的构建、机构设置及职能履行、国家安全工作的活动及其手段的赋予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将整个国家安全工作纳入和置于法律框架之内，目的是将国家安全工作的效益发挥到极致，而将其对公民权利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探析——以国家治理视角的考量

国家审计因其内生的监督评价职能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和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前提是基于国家公共财政治理的各项制度本身的合理安排和良性互动。多年来出现的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现象,说明基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对某省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的分析表明,"屡审屡犯"背后的根源是政府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审计管理制度、政府预算管理配套制度均存在自身局限。要治理该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完善政府预算制度、深化改进预算执行审计、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寻求对策。     

美国政府采购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及其启示

政府采购不仅是财政管理手段,也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采购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一方面作为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工具,政府采购可以发挥保护国内民族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政府采购透明化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涉及有效保护政府信息安全的问题。所以政府采购必须考虑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安全问题。但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制度对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美国政府采购拥有完善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其经验对我国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理论界定与实证检视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是指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立法意旨,或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立法意旨,但部分条款又涉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其兼有具体化上位法的实施功能、调和不同属性权力的协调功能,以及对上位法尚未规定事项进行探索立法的功能。我国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存在上位法废止后相应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更新、国家层面新法颁布后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跟进、地方政府规章越权规定国家安全事项或不当增设公民义务等问题,应通过集中开展"立改废释"工作、完善立法供求机制、建立立法评估机制等举措,开拓国家安全地方性未来发展的"理论—实践"双向路径。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理论界定与实证检视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是指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立法意旨,或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立法意旨,但部分条款又涉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其兼有具体化上位法的实施功能、调和不同属性权力的协调功能,以及对上位法尚未规定事项进行探索立法的功能。我国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存在上位法废止后相应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更新、国家层面新法颁布后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跟进、地方政府规章越权规定国家安全事项或不当增设公民义务等问题,应通过集中开展"立改废释"工作、完善立法供求机制、建立立法评估机制等举措,开拓国家安全地方性未来发展的"理论—实践"双向路径。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制度存在着体制机制不顺,事权划分不清晰,致使职能交叉,机构设置不规范,职级待遇不统一,工资待遇与公务员无差异,没有体现人民警察的职业特点等诸多问题,这是推动《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修改与完善的内在动力,它不仅是构建公安机关机构职能体系和深化公安改革的时代要求,也是优化、整合和实现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整体效能的必然选择。公安机关组织管理制度涉及到组织管理的理念、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整合、构建与规范。对现行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进行必要的梳理与研判,提出修改的建议与设想,体现了"立法先行"的思维方式,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与规制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研究

人民政协自成立以来就与民主政治生活以及现代治理思想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政治优势、超然的组织优势、缜密的体制优势和娴熟的引领优势,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新时代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需要从政治建设、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制度体制完善等方面下功夫.     

中国纪检监察派驻制度研究

派驻制度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检监察工作中具有特殊地位。本文从中国反腐败战略格局角度研究派驻机构的职能与作用,分析派驻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制度、重新界定派驻机构的工作职责、改革监督的方式方法等对策建议。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国防动员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国防动员体制伴随战争和国家体制的演变不断发展成熟。在借鉴他国国防动员体制、继承我党战争动员经验、结合实际的基础上,我国国防动员体制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防动员体制。国防动员体制的高效运作还应依赖于建立健全国防动员组织机构、科学划分国防动员组织机构的职能权责、完善体制末端的程序规范等路径。     

中美军事安金体制比较及启示

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或将会遇到诸多制约军事安全的问题，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安全体制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作者通过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军事安全体制变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安全决策体制、军事安全执行体制和军事安全监督反馈体制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美国是当今安全体制比较完善、作战效能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安全体制变革与其实力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有关，更强调均衡性和实效性，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周详、咨询机构完善、情报系统发达、军队建设协调发展、作战指挥灵敏高效，监督反馈制度相对健全。中国的安全体制变革则与国内政治发展相关，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导致军事体制的变化，均衡性和实战性不强，体现在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智库机构数量较少、情报机构缺乏统一领导、陆军规模过大、海空军发展不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未来中国可在上述方面的改革中借鉴美国的经验。     

论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

本文以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为研究对象,首先简要分析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概念及其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依据。然后在研究中国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存在着缺乏全面统一的基本法;相关法律层次低;一些重要概念仍需进一步解释;一些制度存在缺位等问题。最后通过借鉴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立法经验认为完善当前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法;需要对制度中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还要在制度中确立对等原则、救济途径以及监督机制。     

法律监督视野下检察侦查制度优化

我国“侦查-公诉-狭义法律监督”检察权架构,对应形成了“职能保障型-公益保护型-权力制约型”法律监督体系。在法律监督体系中,检察侦查作为保障性职能促进检察机关保护公益、规制公权;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其作为制约性职能促进公职人员监督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监督闭环。从高质效法律监督履职和增强依法反腐合力的目标导向出发,当前检察侦查制度尚有完善空间。应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体框架下,按照功能主义国家权力配置要求,通过机构和职能整合促进检察侦查的功能发挥和效能提升,同时遵循“分工、配合、制约”宪法原则。循此逻辑,在权能配置上,促进权能内容体系化,启动条件和范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完善侦查权限措施,对接调查核实权;在体制机制上,设立独立于批捕、公诉部门的专门侦查机构,保留公诉部门自行补侦权,理顺“检察一体”与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关系;同时从程序性控制和多元监督等方面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据此系统推进检察侦查制度优化完善。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适应,建设健全和规范的公共财政体制.进一步科学定位财政职能和范围,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深化预算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税制改革、财税部门机构改革等各项财税改革.要积极发挥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建设法治政府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论行政管理制度创新

行政管理制度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回顾和分析中国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实践历程,建立“结构-过程-环境”的制度分析框架,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可体现为结构性制度创新、运行性制度创新和赋能性制度创新三类。根据行政管理制度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可以提炼出理念、体制、机制、工具等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形态。在此基础上,对创新主体动机以及客体回应研究,归纳发现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动力主要有绩效驱动﹑政治驱动、竞争驱动、技术驱动和事件驱动。中国新时代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的突破点,要抓住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运行效率,增强服务赋能,有针对性地运用创新动力,使不同类别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在不同层次发挥更大作用。     

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中国需要发展以“有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持续发展和有效安全应秉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为：安全与发展共进,应对与进取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合作与反制并用,内部与外部统筹。中国需要减少应对性思维,增加进取性思维,在安全问题上学会不断转化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能力。有效安全需要建立一个统筹、高效、专业、法治的国家安全体制,提升国家安全体制的执行力。有效安全的外部布局需要按照“全向有序、内外兼修、能力相称”的原则。通过阐述中国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宗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海外安全等十个领域的状况,实现有效安全的界定,存在问题的评估,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中国要汲取美国和苏联在安全问题上的教训,两者分别在冷战后期以及九一一事件后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相称,最终使得安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要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共进与互补性,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安全智慧。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坚持系统思维 构建大安全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家安全提出的"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发展和升华,是新时代指导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思想。整体性和协同意识、层次性和分类指导、结构性和功能性、动态性和开放性是系统思维的基本特征,系统思维是解决国家安全等复杂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和方法手段。以系统思维指导国家安全治理,要求我们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只有坚持系统思维,才能构建大安全格局,大安全格局主要包涵"大安全"国内格局、"大安全"国际格局、"大安全"国家治理格局。     

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一项初步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协基于其特殊的"准权力机关"属性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看,政协作为权力中心的外围机构,紧密围绕着以中国共产党为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中心,但又凭借其双重属性,承担着沟通不同次级治理子系统的功能;从实践上看,政协通过政协提案、协商会议等运作载体,发挥着联结不同次级治理系统、维护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稳定的功能。进一步发挥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需要完善政协在法律地位、界别设置和委员代表性等方面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