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的问题——兼谈学风与党风

天底下的人谁不会吃?可是,就是有些干部吃到现在仍然不大会吃。岂止是不会吃,甚至是在吃的问题上,常常要吃批评。文件说,只能吃四菜一汤。他就把盘子做的大大的,一菜胜过一桌。文件说,限制一顿饭的标准。他就把一顿吃的金额说成是一天吃的。因此,有人说几十个、几百个文件管不住某些干部的一张嘴。文件怎么管不住一张嘴呢?是干部不学习吗?显然不是。他们可以不读书不看报,但是红头文件要看——在他们眼里。这是一项政治待遇呀!他们为了钻文件的空子,     

领导的眼睛应是雪亮的

干部“下”难的问题,是长期困扰着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约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发展和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一个瓶颈,亟待解决。实践证明,以往我们的做法是值得反思的。过去,我们过多地宣讲能者上、庸者下,无形中使社会普遍产生了谁下了谁就是庸者的“共识”。这样,谁还愿意下呢?因此,大多数领导干部存在不到年龄不让位,不犯错误不下台;有能不下,下即无能的认识偏差。具体工作中干部“下”的标准不明确,往往以年龄、学历、身体状况为依据,实行“一刀切”,又使一些优秀者被切下来,平庸者被留下来。曾庆红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     

民主测评结果应公开

民主测评是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综合考核干部的方法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它不但能充分体现民主,使人民群众在干部考核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自主权,而且能比较客观、公正、准确地鉴别出干部谁优谁劣,为干部的奖惩、使用提供重要的依据,在干部任用上真正做到“能者上,相形见绌者下”。 然而,近年来有些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和机关单位在对干部进行民主测评过程中,只图搞形式,走过场,发一张表,打一个分了事,使民主气氛不浓,工作不扎实,测评活动有头无尾。群众把测评表填好交上去后,测评就算结束了。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至于结果如何?被测评     

一点比较

近代德国作家卡尔·艾特林格写过一个题为《利他主义》的独幕剧,写的是巴黎塞纳河畔,一个走投无路的乞丐,投河自杀了。于是,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一大群人,各人发表着各种见解: 一个美国资本家大声的说:我要赌二十块金元,他一定会淹死的。谁跟我打赌?二十金元。一个为妓女边画素描边调情的画家说,一个为理想而牺牲的人是一个英雄。一个为同胞牺牲的人是一个傻瓜。另一个青年一面发表“看着—个同胞淹死,却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救他”的感慨,一面又表示:“我正陪着一位小姐——这样做(按:指下去救     

取款能否实名制

前不久,杭州市区一位储户发现丢失储蓄存单后,立即赶到银行挂失。银行告诉她此存单2.5万元钱早几天就被人全部取走了。这位储户想不通,身份证在自己手里,钱怎么能被冒领呢?银行临柜员工给她看了当时录像带的取款镜头,并提醒储户尽快报案。     

河北:新的警民关系是怎样建成的?

1995年9月18日,《保定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来信,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公安民警接触群众做工作,开口便称“大娘”、“大嫂”,让人听了很亲切,而现在,这种称呼却很难听到了。这说明了什么?《保定日报》以此开辟专栏,40多天收到来信来稿来电逾千件。有一封来信指出,“大娘”“大嫂”的称呼,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只要心里有自己的衣食父母,“大娘大嫂”的称呼自然就会不离口了。还有一封来信说,这些年,有些人对“先生”“小姐”十分亲切,却疏远了“大娘”“大嫂”,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忘本的表现。     

法律成本

一位校友在德国留学期间，在一家图书馆，钱包被扒手窃走。里面有20欧元，他不准备报警。可是图书馆的保安却报了警。不到5分钟，一位女警察赶到现场，问了情况，便请他做笔录。女警察说：“图书馆的自动安全系统已经录下了小偷的尊容，警察局今天就可以将小偷的照片张贴到金区各个警察局。如果仍找不到小偷。我们会把录像带送到电视台反复播放，直到破案为止。”     

沈阳 反腐败迎来经济丰收年

近几年来,中央相继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这些案件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窝案。既是窝案,一查处就是一个地方各层级一大批干部“下马”。近几年查处了慕马案的沈阳、远华特大走私案的厦门、9898特大走私案的湛江、“世纪税案”的汕头等4个城市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些城市的贪官被查处之后,一些人就开始担心“乱”:那么多重要的领导岗位或换人或空缺,会不会使干部们惶惶然无心工作?会不会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会不会给地方的投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这些查处了大案要案的地方现在的发展情况到底如何呢?本刊记者从4个城市发回的报道显示,铲除了腐败这个害虫,经济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些重案的查处,震撼了干部的心灵,改变了机关的作风,净化了社会环境,使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健康快速的轨道。     

偶像的崩溃——《“插队”札记》之四

1971年深秋的一天,公社把我们这些下乡知识青年召集起来开会。这样的会,下乡后还是第一次开,很难得。平时蓬头垢面的“知青”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从四面八方赶到公社所在的小镇上。我这样一个“投亲靠友”回乡插队的知青,没有几个人认识,这使我可以独自从容地观察别人。会场里的气氛非常严肃,公社的干部们表情严峻,好像要宣布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些日子,有一个可怕的“小道消息”在悄悄流传:林彪乘飞机逃往国外,机毁人亡。谁能相信这样的消息呢?林彪是“敬爱的副统帅”,是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是党章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当年带兵打胜仗的故事,被当作神话一样宣传。“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中国人曾经无数次地挥动着     

我国职工待业保险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的劳动制度改革,冲击着传统的“终身制”用工制度。继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在全国第一个宣告破产以后,南昌地下商场、南昌摩托车厂等企业也相继宣告破产,一批职工失去了曾经捧得稳稳当当的、“铁饭碗”。新的劳动合同制从1986年开始在国营企业推行以来,全国先后有10万多名合同制工人被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失去工作…… 这些新的变化给社会保险事业出了一个大课题:怎样保障这些失去工资收入的职工的基本生活?怎样帮助他们重新就业?于是,职工待业保险制度应运而生。     

一场消除派性的深刻教育——河北省省直机关整党纪事

九月初的一天,河北省计委的两个党员主动向支部交出了他们保存数年之久的互相攻击的“控告信”。“控告信”共一百零六份,足有一尺厚。他们各自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请求组织把这些材料当众销毁。于是,“控告信”在熊熊的火光中变成了片片纸灰。     

有感于“当官的子女残疾多”

据某地计划生育部门统计,近几年在照顾生二胎的人中,当干部的占了相当的比例。有一个乡11个二胎户中,有9户人家分别在县、乡、村、组当干部,占去82%。而且他们大多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头胎生的孩子有残疾。于是乎,顺着“理”儿,合则合法地完成“超”员指标。这些当官的子女难道真的残疾多吗?这一点老百姓是不敢全信的,然而,他们确     

叶剑英同志和两首打油诗

一九四八年五月,叶剑英同志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校长兼政委。这年夏天,学校干部纵队学员的许多家属迁来学校,住房一时解决不了。这些学员长年南征北战,很少与家属团聚,如今家属来了,却没住处。因此,不少人有思想情绪。一个星期天,有几个团级学员外出散步,来到羽底镇外的一个小土地庙。有个学员即兴在庙前写了首打油诗:“生活太单调。出去逛逛庙,庙中泥菩萨,比我更枯躁。”他写完,另一个学员又补上两名:“转身往回走,回去睡大觉。”在一次会议上,干部纵队的负责同志汇报学员思想情况,举了这首打油诗的例子。当念到这首打油诗时,立即引起叶剑英同志的注意,他说:“说什么?慢点,慢点!”于是诗又被念了一遍。叶剑英同志边复述边记,记完了,又加上了两句:“楼     

对改革,职工怎么想?

在迅猛发展的改革潮流中,企业职工具有怎样的心理特征?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能适应改革的发展吗?思想政治工作能为改革做些什么?带着这些想法,我们从八月中旬开始,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做了一次抽样调查。我们一共调查了十个单位,二百名职工,并根据工人、干部两大类和政工干部、行政干部、党员、群众、老工人、青年工人六个层次,围绕劳动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市场物价、政治体制改革等十六个改革课题,进行了无记名答卷,取得了比较真实的     

辞职辞退:推行公务员制度的突破口

北方一个市政府机关里,有这么几个人称“四大金刚”、“四大小姐”的特殊人物,平时吊儿郎当,搬弄是非,却谁也惹不起,碰不得,长期以来成为机关建设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然而,就在前不久,该市政府依据国家人事部颁布的《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将他们“请”出了机关,机关上下为之一振,风气明显改善.     

缀网劳蛛 徒费心力

在加大对各种经济犯罪的 打击力度的形势下，一些 犯罪分子越来越热衷于关系网的编织。这些人以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犯法，易察觉、好处理，如果织就一张广大的关系网，构成群体性犯罪就难办了。如果在这个群体中，有执掌各种权力的人物，就更难办了。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中，你有我有他也有，谁检举谁呢？谁处理谁呢？如果硬要处理，牵扯既广，影响又大，八百斤面做个大寿桃，叫你无从下口。何况上起领导、下至一般干部都成了利益均沾者，就形成了一个非法利益的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互通信息、互相照应、互相包庇，形成了一…     

向谁质询?

一批贪官亮了相,又一批贪官出现了。前未仆而后已继,令人担心还有若干潜在的贪官正准备起跑。天怒人怨,不免要问:他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谁把权力给了这样的家伙们? 有些贪官从来嘴硬,一向教育别人,不知怎么失风翻船,这才不得已地陈述说,他们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于是如何如何了。纪检机关的不少公报,也这么表述贪官们的所以然。     

真让“行”者“行”

人生活于社会,社会就要评价人。这评价,对个人可决定得失荣辱,甚至可影响生死存亡;对社会,则关系把管理主导之权交予谁手,所以也决定着一单位、一社区乃至一国家之命运。有道是“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干部的评价遴选,似乎还应放在这决定因素之先,怎样评价遴选好,真让“行的”人“行”,就成了个大问题。 以往,在某种范围内和气候下,这个重大问题却被作了过分简单化的处理。具体办法常常是让领导的个人偏好或者说意志去决定谁行,谁不行。其弊端很明显,已被一句民间创作的对联概括:说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与这种旧法不同,近几年随着干部制度的改善,我们开始反对由个别人“说”谁行不行,而注重从实践中显示谁行不行。这就叫“凭实绩用干部”。这句话,不仅成了组织人事工作本身的重要共识,也很为     

“头条标准”

晚报上连载丁隆炎同志撰写的《彭总在四川》,让人看了难忘之处颇多,比如彭德怀对他的老部下说过这么一段话:“作为领导,还是要多关心大家的生活……为什么有的部队在风沙露天里开饭?搭个草棚子饭堂不可以吗?为什么下工后一个个还泥糊拉渣的?搭一个木头澡堂不可以吗?作为干部,关心人才是头一份工作。我看 干部,历来把他是不是处处关心下属的苦乐安危作为头条标准。” 看了此文,我被彭老总的这个“头条标准”深深感动了。彭德怀用这个“头条标准”要求部下,也同样用这个“头条标准”要求自己。黄克诚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平时行军作战,他的战马总是让伤病员和年小体弱的同志骑。他经常关心     

连队的主人

连队建设的主人究竟应该是准?如何使主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怎样增强连队的凝聚力?某集团军通信六连的实践,引发我们对这些问题去深入地思索和探求。五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指导员张雨平庄严地宣布:“为了发扬我军‘三大民主’的光荣传统,战士对干部的言行进行监督,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实行‘三不主义’。”连长等几名干部也在会上表了态。诸如“决不打击报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也许是因为还不大习惯这种场面,一听说要批评干部,战士们表情都十分严肃,从来都是干部批评战士,批得你脸红气喘,今天这阵式少有。老兵们都很有心计,每个班推选一名新兵做代表。他们在台上有的高声表扬干部的成绩,还有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