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透视官僚制的经济学途径——唐斯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理性官僚制理论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后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科研讨的热点。在伴随着官僚制逐渐凸显的局限性而日益增多的对官僚制批判、分析和反思的研究中,唐斯率先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途径透析官僚体制内部,深入分析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先河。本文从官僚组织的运作机制与环境、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行为三个方面了梳理了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对其理论贡献和不足做出评析,以期为更深刻地揭示官僚组织及官僚行为运行的内在机理提供借鉴。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的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官僚制:电子政务时代的效应分析

一、官僚制:反民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僚制(或称理性官僚制)的经典理论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建构的理论。它是一种依照职能和职位对权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世俗化、专业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理性设置的制度规范为运作规则,以科层结构、连续性、非人格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经典性和普适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它的产生有深     

中国公共行政模式的选择

“官僚制”从它产生之日起便受到多方的批评,虽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官僚制设计在官僚制理论体系中树起了一座理性的丰碑,解决了此前行政系统内的一些存留问题。但这似乎又成为今天对“官僚制”批判的中心所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既继承了传统的集权官僚制思想,又受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今天又有现代西方官僚制思想的逐步引进、转化、融合,以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他国的官僚制模式。面对各种对官僚制的批判,我们还应该具体分析。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     

韦伯眼中官僚制的弊端与其政治无力感

在韦伯的学术研究中，对官僚制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对韦伯官僚制问题的论述必须放在其政治思想的总体视角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韦伯不仅指出了现代官僚制产生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并且在承认官僚制技术优势的同时指出了其政治弊端。随后意识到这种手段在德国缺失所导致的政治低效，也构成了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焦虑。     

韦伯眼中官僚制的弊端与其政治无力感

在韦伯的学术研究中,对官僚制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对韦伯官僚制问题的论述必须放在其政治思想的总体视角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韦伯不仅指出了现代官僚制产生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并且在承认官僚制技术优势的同时指出了其政治弊端。随后意识到这种手段在德国缺失所导致的政治低效,也构成了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焦虑。     

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官僚制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官僚制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不足。由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下放权利,用企业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从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然而,这只是对现有理性官僚制的校正,并不是完全替代。因为政府和企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实质是对官僚制的一次制度创新。我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决策混乱的问题,同样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取向和以企业家精神为导向的改革战略。     

刍议互助责任体制下中国现代官僚制的缺失——兼论腐败的文化因素

现代理性官僚制是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理性的经济活动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与行政管理制度,但至今中国并未真正实现从传统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转变。本文认为以亲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为基本形式的社会互助责任体制的特质是中国官僚制建设难以走出困境,并因此带来难以有效制约行政腐败,是当前腐败产生并猖獗的深刻的文化根源。为此结合我国互助责任文化的特性和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特征,提出了完善中国官僚制路径选择。     

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论韦伯官僚制在后工业社会演变的伦理趋向

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受到的批判与发展之争的省思,先对韦伯官僚制用制度维和理念维解构了其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维向度.然后通过分析认为后工业社会的电子政务模式所承担的是提升效率的技术角色,认为目前的电子政务组织模式尚无法担当起超越官僚制的使命,最后做出了伦理要素将成为信息时代韦伯官僚制度存在和演变趋向的判断.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精英民主模式的"民主"论——精英民主模式的发展趋势研究

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为基础的精英民主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官僚制体制下的精英民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本文对韦伯官僚制精英民主模式的"民主"论分析,并对精英民主模式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