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籍知识分子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其中以张东荪、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沈定一等为代表的浙籍知识分子群体,通过撰写文章、翻译社会主义理论作品,创办、主持、参与一批大量刊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文章的刊物,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在思想界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原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生于贵州荔波县的水族家庭。为了外出求学,他16岁那年离开家乡,投奔在济南做官的叔父。他胸怀大志,临行时作诗一首：“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小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问到处是青山。”他在济南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时,北京学生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中共“一大”：“失踪”的“第十五人”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人数问题，我国学界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有15人参加了，其中中国人13名，外国人两名。疑义只在于正式代表究竟是“12人”还是“13人”？1991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     

王会悟和中共“一大”的召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会悟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她做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大会期间,由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即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     

“五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近代中国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不通;"五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五四"精魂的最大传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也就是"五四"先辈们梦寐以求的人的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之时.     

“五四”时期著名学者文化观点评析及当代启示

五四时期著名学者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三种文化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复古主义、资本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与今天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儒化…“西化…“僵化”思潮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交流交锋交融的全球化背景下,批判地研究借鉴五四时期著名学者的文化观点,对于今天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启发意义.     

留学生与民初至“五四”时期西方心理学翻译与传播

民初至“五四”这段时间，是我国近代心理学翻译吏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由于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翻译传播阵容的参与，此时的翻译既留有清末民初的历史痕迹，又开始显露出“五四”乃至以后时期的诸多特征。     

五四时期“以人为本”思想初探

五四时期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 ,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和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桎梏 ,引导和形成了“以人为本”思想的潮流。其在呼唤人的解放与社会变革 ,寻求实现国家与人本的现代化进程中 ,影响了随之而来的一个又一个时代。     

红色起点中共“一大”秘密召开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     

王会悟: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一)

王会悟(1898.5-1993.10),浙江桐乡乌镇人,从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一生积极倡导妇女解放,是我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共一大没有妇女代表,但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     

再晤“德”“赛”先生

五四时期我国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为了医治封建思想和愚昧的。五四运动已经载入史册。转眼八十一年。今天我们再来请教这两位先生,不提旧话,估计他们会有哪些新的要说?赛先生:“那时你们叫我赛先生,其实我代表着两个人。一是自然科学,一是技术科学,都姓赛。两者关系密切,但本质上很不相同。自然科学旨在认识自然,他不以任何实际功利为目的。技术科学旨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他追求的正是实际功利。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是发现自然现象,掌握自然规律,探索的是自然界固有的奥秘。自然科学的研究贵在洞察力。技术科学的研究目…     

多才多艺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出席“一大”时,他是13名代表中惟一的一位在校就读的中学生,也是13名代表中惟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代表,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枪决,就义时邓恩铭只有30岁。邓恩铭生前先后三次被捕,     

五四时期群众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时期群众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开始结合。群众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视角,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先进分子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实践动力。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促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大众化,促使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中共“一大”代表群体思想结构研究

中共“一大”代表群体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曾受到改良主义、革命思想、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结构较为复杂。通过对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以前思想状况的考察,可以粗略勾勒出这一群体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几种不同类型。有的在日本留学期间,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有的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对民主主义产生怀疑转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的则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辨析、比较中转变思想,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一大”代表群体躬身实践,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洗礼中转变思想,与当时国内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相一致,始终贯穿一条爱国主义主线。     

中共“一大”代表问题的再探讨

何叔衡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应是真实可信的。但对何叔衡的代表身份问题,似没有过分纠缠的必要。故此,建议对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表述为:各地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旅日的周佛海。大会召开之前,何叔衡因故提前离沪返湘,后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实际上是12人。这样表述,或许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论陈独秀当选中共“一大”总书记之原因

陈独秀之所以能当选为中共"一大"的总书记,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转型期腐败的一大“特色”

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儿,“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     

“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副刊的流变与影响

湖南《大公报》副刊创刊于1915年9月1日，是湖南《大公报》创办之初设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湖南《大公报》报人对副刊性质和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促进了副刊的改革。因此，对湖南《大公报》副刊进行一次深入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特定时期内副刊的传播功能与地位的整体把握。另外，对于伴随报纸副刊发展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也可以窥见其发展的痕迹。     

成长在“五四”以后

傅振伦:１９０６年生,河北新河乡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何兹全:１９１１年生,山东荷泽人,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彦修:１９１９年生,四川宜宾人,１９３７年奔赴延安,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著名编辑出版家,杂文家。赵宝煦:１９２２年生,北京人,１９４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记事之初生于１９０６年的傅振伦当时正在冀县河北省立第十四中学读书,对五四运动还有一些明确的记忆。他至今还保存着当时中学油印歌本两册,由此可窥见当时国民救亡图存、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