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而且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乡村振兴战略保障体系的建构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党的乡村治理理念、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基层组织建设,强化金融支持保障,突出科技创新支撑,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在人财物等方面构筑起全方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保障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动能和发展保障。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权力、利益与势力:影响当前乡村民主选举的三种因素

历经20多年乡村选举实践,我国农村在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建设、深化农民民主意识与推进民主化进程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乡村民主选举的质量与成效也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基层权力、利益博弈与乡村社会势力成为影响当前乡村民主选举的主要因素。三种因素的交叉影响,致使乡村民主选举的公信力下降。因此,当前任何致力于推进乡村民主化进程的努力,都应体现在对这三种主要影响因素关注的基础上。     

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     

乡村振兴中的政党：角色与过程——基于上海市J村“美好社区先锋行动”项目的观察

乡村振兴是一个兼顾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需要防范乡村发展中的科层依赖以及资源下沉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张力。消弭“国家-社会”的二元冲突,就需要重新认识和发挥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基于上海市J村的调查发现,上海市党建办通过“美好社区先锋行动”的积极倡导,吸纳了“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等基层治理的经验,主动“靠前一步”介入具体乡村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借助高位势能跨越制度边界,引入市场组织、高校以及政府的行政资源,盘活乡村资产,并通过持续的评估对乡村社会展开政治化运作。政党介入乡村振兴并不局限于把政治逻辑嵌入乡村社会,而是强调地方党组织对于高校、市场及社会资源的再整合。这一超越“国家-社会”的政党行动,既摆脱了国家单边治理对于乡村自主性的束缚,也防范了乡村无力整合资源而陷入持续性的衰落。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保障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人情干扰执法及其排除机制研究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中国古代告老还乡现象对构建新农村乡土文明的启示

官员告老还乡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为中国古代乡村文明建设做出过积极贡献。当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成功人士返乡发展堪称现代版的"致仕还乡"。深入分析研究古代告老还乡现象对乡土文明的积极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与新农村建设的衔接与互动——以湖州市五四村为样本的分析

如何塑造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新组织、新党员、新农民,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合力?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目前的工作重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浙江省湖州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州模式"。而湖州市五四村充分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新一轮农村经济、政治发展的有效做法更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农村妇女草根组织的推动手法

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妇女草根组织容易,要使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并保持良好的运作却相当困难,需要花大力气促进组织成员的意识提升与能力增长,才能使之最终走上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通过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多年推动妇女草根组织的经验,总结了农村妇女草根组织发展的多样化推动手法。     

农民工NGO建设的政策需求与生成路径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农民工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保护.而农民工仅凭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产生了对组织的需求.农民工非政府组织(NGO)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组织保障.然而,农民工NGO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试图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对农民工NGO的建设目标、政策需求和生成路径进行探讨.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个人观察归纳法,认为农民工NGO的建设依然面临着法律、经费、制度、人才等方面的困境.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组织的生存困境,得出:现阶段农民工NGO的建设目标应该是发展面向基层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基层组织.政府应该给予农民工NGO提供政策支持,包括进入与退出政策、资金与资助政策、制度与技术政策和人才与人事政策,从而推动农民工NGO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的协调发展.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Reviewing, Reflecting and Constructing Research on Grassroo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ural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previous studies on grassroots social organizations （GSOs） in rural China and provide a new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review releva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fferent theories,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inductive reasoning to analyze and draw conclusions. Previous research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disciplines, and there are three theories frequently used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GSOs in China. Obviously, plenty of valuable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but examining a certain kind of GSOs in a single discipline and analyzing the 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SOs with an isolated theory are two issues impeding further study on rural GSOs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three theories, a new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of ＂interest-identity-institution＂ is presented for future research on all kinds of GSOs. To improve and enrich this frame, a lot of empirical and specific researches need to be done in the future.     

推进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思考

“新乡贤”作为农村基层治理重要的非制度性主体,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规划部署,有助于汇聚社会多方力量、统筹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新乡贤”为建构主体的“乡贤文化”有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文化建设。但是,“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纵深拓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低、留不住等突出问题,限制了“新乡贤”内在功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拓宽“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渠道、完善“激励—约束”并重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入手,以期为“新乡贤”有效融入农村基层治理,进而提升其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参考价值。     

党内民主视阈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以党内民主的动力助推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此激发队伍纯洁的内在活力。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是推进党内民主的基础,保障党员的参与权和选举权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标志,保障党员的民主决策权是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关键,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现实路径。要加强党内基层的民主建设,提升反腐倡廉的创新动力。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和"两新"组织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基层社区党内民主的创新。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

乡风文明建设,不仅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还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农村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这不仅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带来了诸多机遇,还使其面临农村集体经济式微、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减弱、农村文化发展失魂、部分农民不良陋习与"等靠要"贫困心理滋生等现实挑战。有鉴于此,巩固、扩大乡风文明建设已有成果,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抓手、以获取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为突破点、以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移风易俗实践活动为主要治理手段、把消除贫困农民精神贫困作为重要内容,积极探索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路径。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